华勒斯坦一方面承继了年鉴学派批判普遍规律和强调特殊性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年鉴学派难以真正地跨越和否定特殊性和普遍规律的二元对立。其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是不可行的。因为，“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多学科研究——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这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并赋予了这种分类法意义，因而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的存在。”[11]并且年鉴学派把焦点都放在多学科研究上也会引起另一个弊端，就是会忘却年鉴学派当初为什么要超越学科分类这种做法的深层次的理由，而走向其所反对的反面。华勒斯坦指出，“如果什么都变成年鉴学派，那么也就是什么都不是年鉴学派了。”[12]
　　在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中，如何才能超越年鉴学派，超越多学科性，超越那种普遍——特殊的二元对立研究方式？华勒斯坦最终把开放社会科学与他所提倡的世界体系分析联系起来了。在世界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华勒斯坦主张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华勒斯坦指出：“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13]这种一体化研究方法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要对19世纪传统的学科划分结构进行解构。最终，华勒斯坦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与他的世界体系分析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历史社会科学的特质与一定世界体系相关，并由世界体系决定。“历史社会科学，只能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发展，就是人类是生活于大范围和长时段的各种历史体系之中，而这些体系拥有自然的生命，有出生亦会老死。此外，所有体系都是系统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结构的。但同时所有体系也具有历史特质，就是说它们不单有周期性的起伏（或中程时局），也有世俗趋向，这亦是它们的自然生命为何最终还是会终结的原因。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同时分析世相中的不变或重复特性，以及它们的恒常而又永恒的变相的话，将变得一无是处。”[14]与历史体系相联系的历史社会科学追求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以消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但是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普遍主义注定只是相对的普遍主义。
　　三
　　梳理至此，可以发现，与世界体系分析相联系的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提交给大家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是答案的答案，作为与并非变动不居的历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社会科学本身也不可能是一个确切的答案。具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建构需要群体的努力和实践，它内在内容和特质也是开放性的。华勒斯坦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世界体系的分析视角，同时他让我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前提的学科结构进行反思，使研究者能自觉意识到延传至今的19世纪即定学科结构对我们研究的不易觉察的潜在管制：我们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现有的学科结构的“禁锢”下所强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反思和否思即定的学科前提，我们就难以摆脱学科界分所规定给我们的思维框架，难以拓宽我们的视域，甚至我们的努力都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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