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的内容就是，该如何重建社会科学？华勒斯坦认为，应该在组织上对社会科学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这种重组不仅是发生在大学内部的，也发生在大学外部。在认识论前提上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的立场进行了澄清，包括，应该打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不再以国家为分析社会行动时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提倡一种多元的普遍主义，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观念。在这些立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重建是一个群体共同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展开各种围绕“主题”的创造性实验，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重建提供了机遇。华勒斯坦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学科改革的制度建议，如，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强制性的跨学科联合聘用制度，跨学系的研究生培养等，作为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性的措施。
　　在本书中，华勒斯坦确实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和“否思”，并澄清开放社会科学所需的一系列知识论前提和立场问题。至于如何开放社会科学？开放的社会科学具有何种品格？华勒斯坦在本书最后章节的论述显得琐碎，并且，世界体系分析的工具在最后章节中并没有贯彻始终。这显然不足以全然把握华勒斯坦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因而，我在下文中拟进一步对华勒斯坦的观点和立场进行考察。
　　二
　　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和否思，华勒斯坦并不是第一人。此前的地区研究已经尝试着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学科间的森严壁垒已经开始被打破。而二战后的年鉴学派更把对19世纪学科制度化的反对推向高潮。
　　在华勒斯坦看来，年鉴学派的思想和建制在一个特殊的中程时局取得了成功，这一特定的中程时局就是冷战。年鉴学派集中抨击的是社会科学的这样一个前提，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相互谴责）的知识论，一种注重个别性，另一种则强调普遍规律。注重个别性的特殊主义论者（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只能通过了解其复杂真相才可以了解世界；而强调规律性的普遍规律崇尚者则认为要了解世界就只能通过学习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年鉴学派不同意这两种观点，尝试“向两方开战”。[9]
　　在这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从时空概念出发对这种知识论上的二元观加以分析和驳斥。他认为，着重特殊性的历史学家所集中注视的是极细小的空间及短暂的时间，而强调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在极长时段中所研究的是无限细小范围的事物。而年鉴学派运动提供的方案是以一种包含双重时段——转变缓慢的持续结构和在这些结构中周期波动的中程时局——的方法，去分析巨大的空间和延绵的长时段。[10]因而，在现实上，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开放接受”社会科学，所提倡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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