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认识论之争的背景最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共同型塑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品格。近代民族国家需要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而当时欧洲异常紧迫的政治变革压力也使得人们希望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认识论之争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国家权力因而也就参与到社会科学的建构中来并扮演来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促成了大学的复兴和改造,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得以建立起来,其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被奉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科学也作为技术统治的手段发挥其型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因而,在19世纪,与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的这一制度化进程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即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的大学里面,而社会科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系统,人们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相互分割的领域。
其次,在华勒斯坦看来,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的这些变化随之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立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华勒斯坦指出:“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学科结构。”[8]人们开始对社会科学之间的既有区分及其背后的认识论模式、现实操作模式进行反思。首先是地区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地区研究的综合性将有关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学科联系,这种研究完全跨越了原有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既存界限。它透露出这么一个事实,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学科开始重新融合,虽然这仍属个别现象。其次,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随着欧美霸权的日益衰落和世界各地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各种反欧洲中心、父权中心的努力使得人们开始质疑社会科学所宣称的那种普遍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先验假定被要求加以检讨和分析。最后,在认识论上,两种分化的知识观开始出现松动。自然科学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而文化研究的发展也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这些都冲击着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中,社会科学的形成、自身品格的型塑及其出现这些新的动态变化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某种转变密切相关。社会科学在不自觉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程联系起来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过程的宰制。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生的历史转变,也使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巨变和遭受挑战的历史过程中,华勒斯坦提出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基于世界体系分析的情形下对社会科学自身的定位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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