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放社会科学》一书即是在华勒斯坦主持下，组织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其中六位来自于社会科学，两位来自自然科学，两位来自人文科学——共同从事的一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其宗旨是通过对社会科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前景进行思考而提倡重建社会科学。在前言中，作者即尖锐地设问：“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这是否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上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呢？”[5]这一问题隐含着诸多理论前设，包括，现有的学科结构是什么？它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操作模式是什么？它是如何被认为是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的？同时也开发出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和理论视角，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无庸质疑的前提的既有的学科结构受到了全面的质疑，人们需要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进行重建。这到底是个真问题还是个假问题？
　　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进行考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把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贯彻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之中，把近代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即社会科学制度化的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在本书中，作者以世界体系的形成和转变作为分析和考察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从宏观的历史角度，通过深入到社会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层面，对社会科学的形成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段式的全面考察。
　　首先，在华勒斯坦的分析中，社会科学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造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认识论层面，自17、18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建立，认识论领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一方是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的经典的科学观，它认为科学是对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另一方是古老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进路，在科学日益发展的前提下，它被视为是虚假的、想象的知识。这两种知识“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控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6]在两种知识的竞争中，科学观显然战胜了哲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这样一种知识分化的背景之下，近代社会科学开始型塑自己的知识品格和追求。华勒斯坦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那种古老的哲学知识观）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乃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7]可见，社会科学处于两种认识论的歧见之中，在其发生之初，就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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