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条列中，这一职权均被规定在其它职权之前，监督的内容包括是否严格遵守共同纲领，由于共同纲领是
宪法性文件，所以这项职权中包含违宪审查权。
在1954年组织法中，这项职权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别规定在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一）项，其中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的文字表述更为合理，同时在第八条、第九条分别规定了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以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的监督的程序、方法和效力。
但在1979年组织法中，相似的规定只有第四条第二款和第六条：“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
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公民对于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控告的权利，追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人的法律责任”。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公民是否严格遵守
宪法和法律的监督权，在这部组织法中没有规定，对公民的守法教育显然主要不是检察机关的职能，同时，公民虽然有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的权利，但无此
义务，保障公民的这项权利，并不能起到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
2、关于重大犯罪案件的检察权
这是1979年组织法中独有的职权，前三部组织法中并没有特别规定这项职权，因为“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仍然是刑事犯罪，没有必要予以特别规定，但由于1979年组织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的一般权力，而公安机关又没有维护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
宪法地位，使得这部组织法中出现了与前三部组织法完全不同、也与整部组织法不甚协调的规定。同时，由于其维护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的性质，表面上又与前三部组织法中的有关一般监督的条款非常相似，容易让人误解为是由前三部组织法中发展而来的。实际上一是一般违法，一是刑事犯罪，二者完全不同。
3、于刑事案件的侦查以及侦查监督
在两个组织条列和1954年组织法中，刑事案件的侦查均是检察机关的权力，区别是在两个条列中没有规定侦查监督权，但规定了“得暂委托各该地公安机关执行”，并且受最高（上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指导）。1954年组织法在规定侦查监督权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确认有犯罪事实的时候，应当提起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侦查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由于公安机关是受委托进行侦查，侦查仍然是检察机关的权力，规定侦查监督权是必然的。
1979年组织法中只规定了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虽然详细规定了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监督权，但由于没有依据
宪法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性质，而使公安机关直接享有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不但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和补充侦查权也显得没有了根据，而且也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显得来源不明（这一点目前并不被人重视），政府不应该享有打击犯罪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