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合理性重构法制教育的实现机制。众所周知，仅凭高校常规性安排的一学期30左右课时的《法律基础》课讲授，显然难以让大学生们能增加多少法律素养。如果再把这点为数不多的法律课时，由缺乏足够法律专业水平的辅导员、政工干部等来应付，他们因自身的知识或经验缺损，很难根据学生受体的不同取舍重点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只能照背宣科地“课堂说教”，如此自然会导致不少大学生上过了《法律基础》课，却不知学了些什么东西。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
刑法等，……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22]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
我们认为，构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一个过程，不是仅凭学习《法律基础》课或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所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可在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如低年级上理论课，高年级选择适量的实践课等；还可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
另外，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从认知规范到接受规范、消化规范到最终信仰规范的教育，是传授基本法律知识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更是培养守法精神和法律信仰的教育等等。“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而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她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23]” 因此， 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英美法系国家沿用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或称为“法律诊所教育”[24]值得我们适当借鉴。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身体验和事实分析中自觉接受知识感染、价值同化，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对法律的自我态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