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法制教育的现状与改革建议-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因之，作为构建法律素养的现代型高校法制教育，既有传授知识乃至技艺的成分，也有培育意识乃至信仰的内容。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言：“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育新人，二是为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上的训练。”[14]
　　三、实施设计：“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
　　“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要以课程教学为主要渠道，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紧密结合的学校法制教育的网络和体系……要与学校的其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融法制教育于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之中，要与全民普法教育结合起来……”“……完善学校法制教育制度，制定评估、检查的具体标准，定期检查，使学校法制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15]
　　《意见》中罗列的“教育方法”、“师资设置”、“组织领导”等等，可堪称“系统”而“全面”。但，这份由满篇的响亮词句装点的官方性高层文件，和与之相对应的学校法制教育实践来说，只能算得上是单方面的“一相情愿”。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觅见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不少的“法律教师”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均强行划一地开设一门《法律基础》课，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学习者，死记硬背，疲于应付考试过关，师生都苦不堪言……
　　我们认为，高校法制教育是构建大学生们回应现代社会的法律素养教育，法律素养作为一种素质，它的生成并非一朝一日，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实践过程。不仅需要有潜移性熏陶的优良法治环境，还需要有制度化的法律知识积累和法律意识培养途径，更需要有科学、有效的法制教育实现机制等等。
　　首先，应主导性、广深度推进法治化的社会环境。假定“法律知识（法律技能）—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律素养”作为一种范式特征，法律知识的获取即“知法”是前提，“知法”的前提下积极“守法”和“用法”最终自觉形成对法的无限依赖和信任是目标。这一假定的范式路径下，“法律信仰”的张力具有核心作用，“知法”的兴趣及内在化程度要看行为者是否信仰行为对象的法，但法律知识的拥有并不必然演绎为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因为，“从事实上看，人们并不总是仅仅因为一个文件是由权威机关制定的，被冠之为‘法律’，就会为人们（包括官员和普通百姓）自觉遵守（信仰），尽管似乎原则上应当如此。人们也并不会因为一个法律得到国家有关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就会信仰该法律；相反，至少有些时候，有些法律越是需要并得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倒更可能表明人们并不信仰它，例如文革时期打击‘投机倒把’等……” [16] 朱苏力先生的“法律信仰”语境强调法律需要真真切切地发挥实效并为人们带来利益，不过，如果离开“法治环境”这个前提来谈“法律如何为人们带来利益”无异空想的“乌托邦”，因为非法治社会里根本没有法律发挥作用以至影响人们心灵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