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上而言，其所创立的“血亲主义”致使司法制度即使在生活层面上也无法独立；它的官本位思想致使行政能力过强，而立法、司法能力严重不足，使社会权力有所失衡；所谓的“礼尚往来”与“宗族主义”给中国法律层面上的腐败埋下伏笔；另外，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的差异也不断显露于立法、司法中从而给中国法治建设以巨大阻力等等。
　　从以上解析中，不难看出，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理念对现代法之进程的影响是利弊想容的，因此，中国在处理法治进程中的矛盾时，从儒家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应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华法系。（中国虽属大陆法系，但与之存在巨大差异，建立中华法系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在法治化进程中，我们所应从儒家文化的优秀点中继承的无需多说，对不利因素，也不应该一概排斥。笔者认为，首先，不能实现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其次，端正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要摆脱儒文化下的“官本位”思想，从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到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及其重要性；对立法机关而言，要真正发挥其处于核心地位的功效；对司法而言，鉴于中国仍摆脱不了“血亲主义”伦理价值观，在营造诚信司法的氛围下，采取陪审团制度，在现阶段是合理的，它虽然有悖于司法独立，但为克服更强的“血亲主义”而采取的暂时之策，笔者是赞同的；再次，存有民族色彩的法治国家在迈向法治社会时，应尊重人民的情感。公平、正义、公正总是相对的，因而，我们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适当考虑民意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不等同于一味牵就，由于民众缺乏法律意识，所以加强法律教育，不断宣传，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最后中国的宗族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因而法律在改革时一定要循序渐进，不可生搬硬套，否则易激化矛盾，反而有违法治的初衷。
　　四、结语
　　法治的建造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一种应然，然而，我们不得不顺从社会发展的脉络去改制法体，否则，过于猛烈，反而达不到改制的目的。正是由于我们在推动法由突然向应然过渡，才会产生种种矛盾，甚至于法之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审慎思考。如泸州包二奶继承案就折射了“该用原则，还是优先适用一般法”以及“法之伦理精神与遗赠人的自由遗赠权”这两大矛盾。该如何处理，也许于学理易而现实难，这就给我们从事法律的人员以重任。处理时，权衡利益，循序渐进，应是司法乃至法治实践的较好选择。
　　
【注释】* 作者简介：黄翔（1983—），男，安徽阜阳人，现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环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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