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法人员刑罚本质观念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定罪的公正。请看笔者以下所举的案例：
案例：甲欲杀乙，而误将白糖当作砒霜放入乙的饮用茶中，乙自然安然无恙。问甲是否构成犯罪？
在此案例中，不同刑罚本质观念的司法人员会有不同结论。刑罚本质观为报应刑论者的司法人员会得出“甲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因为报应刑强调社会危害为发动刑罚的起因，只要行为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即使主观恶性非常大，也不会对其处以刑罚（我国青年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在其所著的《
刑法的基本立场》书中，从犯罪“法益说”的角度出发，也有主张“甲不构成犯罪”的观点，实质上犯罪“法益说”与报应刑论是相呼应甚至具有包容关系）。而刑罚本质观为目的刑论者的司法人员会得出“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结论。因为目的刑论者强调刑罚是社会防卫的手段，其本质是矫正和教育罪犯。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危险性，即使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为了预防其人身危险性的扩大，就可以对其处以刑罚。
以上两种观点，何者更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更有利于定罪公正呢？笔者认为是前者。理由一：犯罪是已经侵害法益的行为，没有侵害法益就无犯罪；理由二：人的主观危险性是隐蔽的，外人很难加以衡定，如果以主观危险性进行定罪势必会造成司法人员主观臆断，给司法不公开拓市场，而社会危害是直观的可计量的，更易于司法操作；理由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刑罚是最后的救济手段和最终的制裁工具，其应该具有谦抑性。刑罚的谦抑性要求对某一行为处以刑罚，必须是迫不得已而用之，否则不应动用。人的主观危险性可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或采取保安处分（在国外一般认为保安处分制度是消除人身危险性的良好措施）等手段来消除，如果动用刑罚显然社会成本过于昂贵，显然这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也显然超出了定罪公正这一价值的要求。因此可见，报应刑作为刑罚本质更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更有利于定罪公正。
其次，司法人员刑罚本质观念的不同会直接影响量刑的公正。再看笔者以下所举的案例：
案例一：据2000年11月9日《人民日报》载，在厦门重大走私案中，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犯受贿、走私两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对其中的受贿罪，法院判决认定其受贿数额为17.6万，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例二：据2002年11月2日《人民法院报》载，中国光大集体原董事长朱小华，原副关长接培勇犯受贿、法院认定其受贿数额为405.9万，而且公开报道中也没有提到有什么法定减轻情节，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上述两案例中的接、朱二人受贿数额相差24倍之多，量刑却都是15年有期徒刑，虽然二人判决时间有2年的间隔，但是依然让人不得不对法院的量刑公正产生怀疑。这不仅会造成涉案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不满与对立，而且会引发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正的不信赖，甚至还会使人认为多受贿与少受贿下场一样，与其少受贿那还不如多受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