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与工人参与”课题组对Z厂的实地研究，从2003年7月延续到2004年6月。在此期间，我们曾四次到该厂进行访谈和收集资料，每次约一周左右，被访问的人包括Z厂职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地方工会、兼并方和其它相关人员约50人。除实地调查外，我们在北京对与此案有关的人员也进行了访谈。我们对Z厂个案的资料收集，则从2000年8月开始通过互联网和国外报刊资源收集。本文所引“Z厂资料”收藏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Z厂资料第131号。
Z厂资料第134号。
Z厂资料第131号。
Z厂资料第131号。
Z厂资料第26号。
Z厂资料第131号。
从1997年11月兼并以后，Z厂职工到政府和有关部门上访约为60余次。
Z厂资料第173号。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后来的一份报告披露，F公司确实提出了退出兼并的要求。但是，市政府的工作组对双方做了几次协调，其目的是维持兼并的状态不变。（参见Z厂资料第131、173号）
Z厂资料第137号。
Z厂资料第28号。
Z厂资料第133号。
Z厂资料第170号。
Z厂资料第127号。但是，按照《
公司法》第
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为符合
公司法规定，新成立的Z公司在登记注册时，将注册资金66万元划分到13名董事的名下。此注册登记在2004年9月以后再次引起风波，部分职工代表以“某董事长利用职权侵占职工财产”为由，向市政府工作组写揭发材料。（Z厂资料第201号）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03页。
见《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五章的第
五十一条规定。
关于职代会的历史和法定职权，参见朱晓阳和陈佩华：职工代表大会：治理时代职工利益集中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开放时代，2003，第2期。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3页。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3页。
工人日报，1996年6月3日。按照《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厂长的产生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企业的情况决定，采取下列一种方式：（一）政府主管部门委任或者招聘。（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但一般来说，企业的厂长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或招聘”产生。
工人日报，1996年6月3日。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治国的商讨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第48页。
马丹：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论文，2004年。
值得指出的是，1999年10月投票退回兼并的职代会，是一次形成以职代会为表征的Z厂共同体认同的聚焦性事件。在这次会议后，原先以“Z厂职代会”署名的文件皆变成以“原Z厂出席1999年10月28日职代会表决的同意脱钩、退回兼并的全体职工代表”来署名。（Z厂资料第140号）
Z厂资料第11号。
格尔茨指出，近经验（experience-near）的概念是指文化内部持有者的直接感知。他们自然地、不经意地用他们及同伴所见、所感、所思、所想象的方式来规范事物，他们也同样以相同的形式去理解和感知他们的同类对这些事物的界定。而远经验（experience-far）是这种那种类型的专家，比如说一个分析家、实验家或文化人类学者，甚或一个传教士或理论家，借用上述对事物规范的界定去从事其科学的、哲学的、或出于实践性目的的研究。参见克里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72－3页。按照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对格尔茨的理解，在为一个文化描写另一个文化的过程中，近经验的本土概念应该与作者和其他读者共享的更易理解的远经验概念并列起来。参见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第54页。
Z厂资料第18号。
Z厂资料第104号。
Z厂资料第5号。
Z厂资料第113号。
由Z厂一方书写的，与兼并和反兼并有关的文件中，经常出现的用于自我认定的词汇包括：职工、工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但是，在相对正式的报告、申诉材料中，Z厂反兼并一方主要使用“职工”一词。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出，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Schutz）关于动机自我类型化（self-typificationofmotives）与社会互动的论述。这一现象学社会学传统的有关行动动机自我类型化与社会互动的论述，对于我解释Z厂反兼并的社会互动很有帮助。见Schutz：CollectedPapersI：TheProblemofSocialReality，Hague：MartinusNijhoff，1962，pp.19-25.。但是，许茨的动机自我类型化受胡塞尔式现象学影响，似乎强调心理性的“自我”。为了补正这种不足，我愿意将这种动机类型化视为一种格尔茨提出的表征符号性的“外在信息源”。格尔茨说，作为外在的信息源泉，“依靠这些东西人类生活得以成为模式――感觉、理解、判断和对世界操纵的超逾个人的机制”。Geertz，“IdeologyasaCulturalSystem，”in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NewYork：BasicBooks，1973，p.216.
Z厂资料第164号。
Z厂资料第11号。
对此种动机符号类型化引致的地方政府的“动乱”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玛丽-道格拉斯（MarryDouglas）所说的特定社会-文化系统对“肮脏”的定义。道格拉斯指出，与一定的文化-社会系统相联系的“肮脏”，意味着特定的物或行为所处的位置不符合于其在模式化的秩序中应该的位置。（Douglas，PurityandDanger，PenguinBooks，1970）但是，道格拉斯强调的还是一种与社会结构化相对应的象征体系的自动安排。就我们所讨论的个案来说，这种“文革话语/职代会决定”类型之所以能够引致互动中的他者，如地方当局的“动乱定性”，更有着当局对文革历史的官方定义和与此有关的集体记忆的影响的背景，此外也有着特定行动者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择利用这些定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