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工作……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
　　在法学这个特殊的专业领域，中国论者首先要实现对知识的批判，解构相应的权力支配。但仅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因为权力理论本身也有它的问题。福柯“权力”理论的问题是“为批判而批判”，没有为批判提供价值和规范的根基。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在福柯的系谱学中，知识的真理性依赖于权力的运作，“真理的有效性要求”存在于权力的结果中，由于权力是自足的、“自我参照”的，无外在评价标准，没有标准就必然陷入相对主义[15]。此外，权力理论也没有提出一个作为替代方案的规范性立场。这些都削弱了批判的意义。
　　“权力/知识”在本文中更多地是作为分析性概念来使用的，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实质所在，虽然它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布迪厄也不赞同福柯的“权力/知识”假设，而倾向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间合理的第三条道路”[16]。此外，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所谈论的问题也有其特有的针对性，有时并没有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对于他们的理论也应避免“消费主义”的倾向，避免又成为另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知识范式。因此，本文倾向于通过引入萨义德的理论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认同的角度提供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立场[17]。
　　对第三世界有着强烈关怀的萨义德对福柯的权力理论有过一个评价，他认为，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总是压迫的，降低抗拒。福柯“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来自对于法国的观察。他根本不了解殖民地的变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所出现的有异于他所知道的解放模式，他似乎也没兴趣。”[18]第三世界的学者（如中国）根据什么来批判和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呢？按照萨义德的看法，要批判帝国主义就要有民族主义，但这里的民族主义是有限的民族主义，他反对“变成了盲目崇拜本土的本质和认同”的民族主义。
　　日益进入全球结构的中国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再重新考虑和界定我们的身份（identity）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中国及其知识分子需要探索国家特性、身份及认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identity是建构起来的概念，是自己决定和选择的，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19]。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往的特性/身份发生了危机，根据中国而重建知识分子的集体身份认同不仅是或主要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不是文化和传统静态赋予的，而是知识分子能动建构的，能动建构意味着身份认同是有价值理想在支撑的，价值理想与身份建构相联系[20]，而这种理想也应当是“根据中国”的理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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