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辞书是由辞条构成的。读者常常会沿着引证的指引回溯到辞条中。因而，在引证时，仅仅标注页码可能还不够，需要同时提示引文出自“XX辞条”。完全用辞条替代页码则要谨慎，以避免加重读者检索的负担。
七、对著作中非正文部分（序言、编者批注、后记、书后附录等）的引证
文无定法。并非只有正文才有引证意义，相反，很多时候，著作的非正文部分，如序言（含自序、他序）、编者批注、后记、书后附录、注释，甚至目录等，都可能因包含大量信息，而成为引证的对象。因此，有关引证规则有必要对这些内容加以关注。
例11．《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
王成著《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正文之前有曾宪义、崔建远、魏振灜诸教授所做“序”三篇，其页码系分别单独计算，均与正文不连续。
例12．《法理学问题》
苏力教授翻印的《法理学问题》（理查德·A·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正文之前收录有《＜波斯纳文丛＞总译序》、译者的《新版译序》以及《原书序》，正文后有“（初版）译后记”。除“（初版）译后记”以外，与正文页码皆不连续。
例13．《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先生翻译的《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一书正文前收有“增订版译者前言”，书后附有伯尔曼所作“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过去与未来”一文。
例14．《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
该书由佛雏先生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编者在书中作了多处短评。
这些引注事项涉及到引文究竟是谁说的（作者、作序者、译者还是编者）、引文出自哪里以及页码等问题，需要给读者一个清楚的交代。过于简略的引证规则（如《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即《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显然无力承载这多信息。而《历史研究》的引证规则则很好：
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的序、跋、前言、后记、按语、编辑说明、引论等，与析出文献标注方式相同。如：
袁伟时：《卷首献辞》，《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
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由作者自撰的序、跋、前言、后记时，可用中圆点连接来表示。如：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人民出版社，1994年。[18]
八、转引的问题
引用别人的观点和材料必须说明出处，这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清代学者陈澧曾在《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中告诫说，“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也。”[19]不过，有些时候，引用者不见得都能查找到原文（第一手资料），而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资料。前面所引清人陈澧的话出自《东塾未刊遗文》，笔者是在杨立范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学学术著作引注标准》一文中见到的，而他则转引自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这种现象的存在为引证规则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对于多次转引，是否要如实记录其间的过程，引证者是否有权自行裁减中间的环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