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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书名中出现了修订字样，但在版权页中并不凸显。如：
例9．
许倬云著：《西周史（增补本）》［封面书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1版［版权页］；
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封面书名］，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版权页］。
情形二，书名与版权页中都有说明，如：
例10．
张俊浩主编：《民法原理（修订版）》［封面书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版权页］
张俊浩主编：《民法原理（修订三版）》［封面书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三版［版权页］
其中所谓修订三版，并不是指修订后的第三版，而是指从初版算起的第三个版本。
情形三，仅版权页中出现修订字样，而书名中却并未体现。如郑立、王作堂教授主编的《民法学》，封面题目为《民法学》，版权页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3版”。
情形四，虽然实际上是新修订版，但从版权页看不出来。如何勤华教授所著《西方法学史》一书于1996年6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该书加印了一次，之后作者于1999年订正了书中的错误，并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见作者《第二版序》）。此为该书的第二版（写在书的封面上），但在版权页上，则赫然写着“1996年6月第一版，2003年3月第3次印刷，印数8001－11000册”的字样，好像该书未经修订似的。
情形五，译著的原作发行了第2版，接着中文译本也推出了新版。如：1984年，美国人约翰·亨利·梅利曼所著《大陆法系》的汉译本由知识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法律出版社又推出了原书第二版的中译本，版权页标注为：《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李浩校，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情形六，原书未见变化，只是译本出新了。如：苏力教授译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初版于1994年，1999年译者又作大幅修订，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标注：“2002年1月第1版”。
容易产生疑问的是情形二和情形五，其他的照录（即封面题目＋版权页上的版别）即可。情形二中，封面题目和版权页中都提示了版别问题，涉嫌重复，应考虑将题目中的版别标识省去。但情形五与之不同，因为题目中的版别表识指引的是译著原文的版别，与版权页中的中文版版别标识有所不同，故不应省却。
与情形五相关的问题还有对先前版本或外文版本的影印版的引证。比如，法律出版社率先将美国West House出版公司的Nutshell（美国法精要）系列中的一些作品影印出版，在版权页上有“法律出版社xxxx年第1版”的字样。再比如，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亦是对解放前版本的影印。由此引发的问题有：是否要标明影印字样？如是外文出版物，究竟应按照国内习惯著录，还是按照外文图书著录？
问题二，版权页的记载与CIP数据不一致时以谁为准？
如：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大明律》（怀效锋点校）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时间是1999年9月第1版，而CIP数据则为：“法律出版社，1998. 12”。又如，沈宗灵先生翻译的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显示“1996年1月第1版”，但CIP数据则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7”。也许后者是出版者向中国版本图书馆提交CIP数据的时间，因此引证规则应明确告知作者：引证时以版权页记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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