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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伏尔泰一样，孟德斯鸠很注意考察东方风俗礼仪与东方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东方的风俗与习惯比较固定，不事改变，它构成了东方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力量所在。他指出：“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的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103] 在东方国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风俗与礼仪的权威，君主或立法者也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更注意不改变风俗和礼仪。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改变了这些世代相袋的风俗、礼仪与惯例，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就象没有法律一样。它们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就是推翻了一切”[104]。不仅如此，孟德斯鸠也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和条件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他分析法律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试图揭示法和一切存在物的关系。由此，他着力强调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因素对法律现象的影响及其作用。关于自然条件与东方社会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总的看法是：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与东方的自然状况密切相关；东方专制主义与地域上的幅员广大的帝国是内在关联的，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便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拥有专制的权力。[105]他武断地认为，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106] 气候不同，法律对人民 的信任程度也不同。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法律严峻而残酷，立法者和官吏不完全信任人民；而在气候温和的地方，立法者对人民有很大的信任，设定了很少的刑罚，刑罚也不严酷，甚至不严厉执行。所以，“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俗，带来了柔和的法律。”[107] 这一分析结论似乎有些过于牵强。
【注释】 劳伦斯·克拉德：“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1页。
1767年冬，一位德国青年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参见《伏尔泰书信集》，贝斯泰尔曼版，第 13638号信；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5页。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一书中“论中国”的辞条中述及孔子思想时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参见《哲学辞典》，伽利耶兄弟出版社，1967年，第481页；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6—17页。
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1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2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7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7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8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53页。）“各国人 民不是按照同一个模式管理自己的”。 （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3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5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3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页；《风俗论》下册，第19—20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2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中册，第60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78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77—478页。
当代著名汉学家安田朴认为，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中国热”学者群中的一 位中心人物，他生活于该世纪的中期，是一名最热情积极、最意气奋发和最顽强不屈的“中 国热”学者。参见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2页 。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6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并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66—70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四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引自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03—704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有的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以血缘宗亲为基础 的社会结构对伏尔泰很有吸引力。当代尔泰论及中国重人性、重道义的民族性格时，他实际 上已触及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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