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与外部权威
姜朋
【关键词】学术；数字化管理；外部权威；核心期刊
【全文】
一、数字化管理与“序数文化”
在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何以一穷二白的问题时，黄仁宇先生曾指出，这种局面的形成不应归因于道德，而实属一个技术问题，即历史上在“技术能力尚未展开之际，先要对付庞大的军事政治问题”，亦即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只好“将现实理想化，又将理想现实化”。[1]黄先生更认为“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80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今后这个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2]，从而“能使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3]。
由于缺乏对身边社会纵向与横向的细致考察，黄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在今日究竟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或可以实现，尚无从判断。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字已然全面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人们是在数字的规制之下生存的：每个公民从他年满16岁开始就将与一个18位的数字（身份证号）联系在起来；组织机构、产品、服务也都有其全国统一的代码；[4]建立在二进制数字技术基础上的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在实现“天涯若比邻”的同时，也使得许多原本熟悉的面庞抽象为一个个号码和IT地址；数字故宫、数字图书馆、数字中国人也都已出现……这些现象或许可以视为数字时代即将到来的预兆。与此同时，现实中一种笔者称之为“管理数字化”的倾向也日渐清晰。值得警惕的是，其间一些数字标识和评判标准在确立之前并未经过充分计量，依然是将现实理想化的结果，从而未必优于道德标准而具有技术上的操作性。
先说一个洋例子。极力主张“数目字管理”的黄仁宇先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曾遇到了“管理数字化”带来的麻烦。黄先生任教的纽普兹大学推行“全职教书等量单位”（Full Time Equivalent，FTE）制度。[5]据黄先生说，在该制度下，如果全校有250个全职教师，5000名全职学生，后者每人都修满15个学分，则平均每位教师要负担300个学生—学分。多数课程是每星期上课3小时，学生在学期末可以获得3个学分。如果一位教师开设的3或4门课共有100名学生，其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学生占全部的0.100。而2学分的课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4学分的课程则是一又三分之一倍。半工半读的学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此外，学校在计算FTE时并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通过计算机来计算。由于教授的课程属于冷门，[6]因此，黄先生的FTE从来不曾超过0.4000，很多学期甚至还远低于此，从而颇有下岗之虞。7在国内，类似的涉及到学术的例子还有许多。
例1. 2003年1月，J大学学位办公室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8］54号文件精神制定《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补充要求》，规定了该校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满足的条件。其中一条是在理、工、医学科内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学术论文10篇以上，其中至少有两篇被SCI或EI检索；在社会科学学科内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必须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15篇以上，其中至少有5篇发表在学科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时间限度还都必须是近5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