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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信”天地宽——写在《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书读后

  然而,只要我们转换一下思考的角度,就不禁会为“民主”一词居然能在现实中与不同种类的非民主甚至反民主政体嫁接而感到吃惊。为什么民国初年曾为万民瞩目的“政党政治”的实践在经历的短暂的“喧嚣繁华”后最终惨淡收场?为什么力倡民主的一代伟人晚年会因“大民主”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为什么民主会被解读出如此不同的面貌?这一切难道仅用“历史局限性”就能圆满地解释吗?相信只要不是奉行“鸵鸟政策”的人都不会满意这样的回答,因此,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命题的“当然性”改成“或然性”,去掉百余年来其身上被涂抹的那些浓重的想象成分和感情色彩,透过表象去进行更深层的理性思考——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民主这个词本身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含义,比如它的理论规定、它的制度形态、它的价值意义等等。因此,民主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实际上是大而无当的,因而其意义不大。所以,我们对民主的解读,必须联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进程所处的大背景来谈,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三、“取其精华”还是“拾人牙慧”: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悖论
  在当代中国,民主化思潮甚或“民主迷信”的产生,其外部推动力无疑来自于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军事政变,无意中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在发展速度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用了十小时。 这种状况使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惊呼,“突然间每个人都发现了民主!”他反问道,“今天的政治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意义上,有谁不是民主主义者呢?”
  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确立是这次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成为这种民主改革运动的核心,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于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其在范围和速度等方面创造的奇迹同西方民主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其先天的“不足之症”在“礼花”散尽后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就已经过去的民主化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大多仅局限于宏观政治层面,主要体现为选举程序的普遍确立。因此,单纯就民主选举等制度建设来看,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的确可以称为民主国家。然而,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不但需要全体公民参与到政治选举与政治决策当中去,同时,它还需要有效地组织参与,以保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这样,保证稳定的法治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来看,权力的争夺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闹剧,但是,在那些刚刚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宪政体系的建立却绝非一日之功,民主权力与法治秩序的契合更需假以时日。正如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所言,“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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