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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顺应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必定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加注意，正剧也完全会演出喜剧或悲剧来。这是苏力的结论。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以作为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是胡适的结论。除了具有相同的留美履历，我总感觉，或许，在他们的学术品质上，存有审慎的怀疑态度、理性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一揽子的暗合。
题三、“运行制度的人也生活在日常生活中”
前几日写了我喜欢的几本书，而谢鸿飞的《非常事件中的权力策略：一起乡村刑事案件中法律的实践》（包括尤陈俊的《法治的困惑：从两个社会文本中的解读》）则是我非常喜欢的法学论文。尽管年轻，或许尚未扬名，然而，这一切却难以掩饰他们令人倾羡的才华。每一次温习下述观点，总有一种感觉叫做满口余香，甚至心生难以企及的绝望。
在社会学和法学中，存在着很多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典范：生活世界与系统、行动中的法律与书本中的法律等等。在这些模式中，制度都被当作独立、自足、和可 以明确区分的，它的再生产和复制基本上是在内部完成的。制度运行所需的知识是明确、普适的，而生活中的知识则林林总总，姿态万千，无穷无尽。相对于被表述出来的逻辑知识而言，它们往往是沉默着的，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显现。常人方法学家揭示了这样一个“常识”：人们的行动充满了“权宜性”，即行动者并不是按照事先的规则，而是根据行动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己的努力完成的（李猛，1997）。实际上，运行制度的人也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司法者尤其如此），他也是凭借自己复杂的技术、方法和经验来完成的。无论在何种严密的规则下，他们都有生产或者改变结构的自由空间。
在国家解决纠纷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抽象的法律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并非互不沟通，相反，他们可能会积极对话和交流，甚至可能达到一种“理想交谈情景”（哈贝马斯语）。在这种场合，很难分清两者各自的面目。这一点，想想法官面对一个没有请律师又不懂法律的当事人就知道了，如果法官满口法言律语，当事人张嘴全是土话俚语，二者岂非断无交流的可能？所以，正是在一次次的司法实践中，在一次次的政策推行中，被知识界定机制及流通机制的霸权和暴力压制的生活知识，才有了得以伸张的机会，得以与制度知识对话。制度的运行逻辑也才得以展开，制度的使命也才得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被常识污染的纯粹“规则之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案卷中，我们见到的都是“规则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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