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三题
张学亮
【全文】
题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法律政策
德国的刑法学家李斯特有一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里我把它做了扩大化的解释。话说汉武帝死前十年，由于四处开边、挥霍无度，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一遇天灾，各地便多流民，先是乞讨，后是聚集抢劫，天下于是盗贼滋生，群集山川，遍地皆是，官方无可奈何。汉武帝于是制订一部新的《沉命法》，规定凡是有盗贼而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没有全部捕获的，从太守到小吏，负责的人都得杀头，可以说到了非常严厉的地步。事情的发展不出汉武帝的意料：《沉命法》一经公布，各地治安状况马上好转，天下平安，盗贼匿迹，毕竟当官的还是珍惜自己脑袋的嘛。但是，事情的发展也出乎汉武帝的意料：实际上各地的盗贼活动如常，不仅如常，而且还更自在——因为不改革基本国策，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盗贼就不可能根本平定；既然不可能根本平定，又要不让那个要命的法律追索到自己，那唯一的办法只有隐瞒事实，明明不好也只有说好，明明有盗贼反倒不用剿。先是下层的小吏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也为了不致于连累上级，所以发现了估量无法荡平的盗贼，干脆也就不再报告；相府一级的等等领导明白下面的苦心，也装成睁眼瞎，或者直接暗示、命令下级不要多嘴。所以汉武帝看看治安抓得有效，法令雷厉风行，心中不免大喜。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这样肇始，它告诉我们：一味想单纯地依靠权力，或者通过一项法律来解决问题，如果脱离了一些总的原则，结果会弄得何等的荒唐，甚至不可收拾。权力和法律永远不是可以迷信的对象。
题二、关注语境、反对大词
西学东渐，一些象正义、平等、权利等这样的语词或观念飘扬过海而来，在一开始挑战了我们的想象力之后，迅即为我们所信奉，进而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假思索的“应然”。然而，苏力却用他婉约的笔触展现了他思维的细腻，找出了“细节中的魔鬼”。
以耳熟能详的
刑事诉讼法为例，1996年修改之后，令学界弹冠相庆的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中要素之一就是一个刑事被告在被法庭判决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认为他(或她)有罪。这是对刑事被告权利的重大保护。因此，在有关“严打”的电视和广播新闻中频繁出现的是“犯罪嫌疑人”这个词。警方抓获的不是“罪犯”，而是“犯罪嫌疑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越狱后潜逃作案的人。据说这严格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是社会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在众口铄金的氛围里，苏力却不以为然，放逐了我们熟稔的价值论，他对这个语词展开了语境式的分析：让我们假定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入室行窃，让群众或给警察抓到了。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说当场抓到了“罪犯”，而只能说群众(或警察)当场抓到“犯罪嫌疑人”？这会不会使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犯迷糊：既然是当场，为什么不抓获罪犯而去抓一些嫌疑人呢？警察在依法搜查一个有明显重大贪污嫌疑的人的住宅，面对着大量的黄金美元，他们搜查的不是“罪犯”的犯罪证据，而仅仅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而据许多法学家的忠告，即使我们普通百姓或记者也不应当或不能说“罪犯”，而只应当说“犯罪嫌疑人”，否则，我们就是缺少现代法治观念，就是一个社会的法治不健全的表现，甚至是违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