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法治政治的体现。法治社会里，法律就是政治，权利就是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就是政治的核心，而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具体制度都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因此，政府的政治工作不是如何加强发展政府权力，而是如何使政府权力让人民控制。世界范围的《世界人权宣言》、《权利宣言》、《欧洲人权宣言》、各国的
宪法原则、主权在民原则，看不到一家“权力宣言”，这就是政治。这些政治并不是针对某个政府去的，是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去的。近代的革命就是人权革命，是权利对权力的制度性革命。维护人权的政府最终成为最有威望的政府、廉洁的政府、最有希望的政、最好办事的政府和最能体现官员良知和理性的政府。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一个事物不同的两面，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离不开代表民间权利的法律职业者律师。司法从行政、立法中独立，司法是国家公器，法院居中裁判，公民聘请律师参加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程序，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体现。
律师反对专制，法制之下有讼棍，法治之下有律师。极权社会是不需要律师的，他们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老百姓不是权利主体，只是他们争夺政权的工具。虽然极权也有法律制度，但这法律首先是维护掌权者的地位和利益治理属民的工具。用打比方来讲，就如同企业管理制度，是一个或几个公司老板制定的管理公司进而获取最大利润的制度，其它员工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主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叫做“王法”，就是皇帝维护其“家天下”管理臣民的制度，臣民就是为皇帝卖力的打工者，而且由于只有这一家，所以实际上成为受压迫者，不是人的地位。如果打工离皇帝太近，甚至要阉割了做太监。谁不服皇帝的管理，或者谁敢说皇帝的坏话，就是欺君、大不敬，是要杀头的。法律是可以由圣上任意解释的，没有人可以对一个专制者的行为进行预期，律师是要对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期判断的，因而专制不需要律师。这样的状态下是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民众完整的人权，不允许挑战掌权者的威望，就不会允许对真理、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的辩论，因而就不需要律师。因此在极权专制社会里只有“讼师”“讼棍”在背后的操作，而没有律师站在法庭上公开的争辩，一个长期生活在幕后关系的人是很难要求他们有职业道德的，因为站在前台的人已经是不讲道德的人。即使如果学习司法独立国家的样子，让“律师”走上前台在法庭里进行辩论，那也往往是摆设，起不了多大作用，往往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更多的是需要靠关系，走幕后，拉关系，沦为并不高尚的刀笔讼师的行列。
律师制度是公民权利制度保障体现，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律师的权利不能实现，就是公民权利不能实现。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律师权利。无论是中国《
刑法》的306条，还是其它针对律师执业权利的限制，其最终结果都是以公民权利的丧失为代价，当然也有律师自身的生存利益的巨大损失。律师在争取各种权利的时候其实都是公民权利的进一步实现。当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律师就不在人间存在了，因为没有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的生存之源，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