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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系统，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知识生产体系，其建构本身不仅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学术传统。在上述问题的参照下，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从比较的意义上讲，乃是一个更趋向于扼杀人们关于这一传统之记忆的时代，因为它经由种种非学术的其他判准而“抹平”了这一伟大的传统——仿佛一切都是可以重头开始而与传统不涉似的。即使那些使得这个伟大传统成为可能的无数的法律人，尤其是那些被夏红称为“法律圣徒”的人物——特别是高一涵、吴经熊、杨兆龙、周枏等几位先生，尽管他们对中国法学传统之创建或承继（包括对最初的尽管粗陋的制度创建）做出过实实在在的夯基作用，亦因不合乎某种非学术的判准或要求而被强行地“折叠”进了历史的褶皱之中，隐而不在了。
因此，《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不仅表现在该书的作者在书中各处得以见到的那番颇为细致地翻检历史文档和查考书信资料的苦心，也不仅表现在他对那段经由扼杀记忆而被“抹平”的历史传统和那些经由“强制”而被“折叠”进历史褶皱之中的前辈学者的热切关注，而且还更可能表现为这样一种努力，即该书的作者试图经由学术判准的恢复并对这些“法律圣徒”的选择，而将那一段段被“折叠”起来的历史重新“铺展”开来。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夏红邀请读者与他一起参与重构中国法学传统之记忆的一种历史意图，而重构这种记忆的判准则是学术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参照之物。更为紧要的是，依凭着这样一种历史意图的实践，我们甚至有可能重新激活起我们各自对于中国法学传统之未来走向的某种想象。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有了夏红所讲述的那些有关“法律圣徒”的直白“故事”。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经由那些直白的“故事”还开放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具有某种批判性的问题。夏红所选择的法学人物不只是那些被强行遗忘的人物，而且稍加注意，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未能逃离中国学术人不得不面对的学术与政治的困境。除吴经熊以外，他们（张耀曾、高一涵、杨兆龙和钱端升）或是先学术且因学术的杰出而后涉入政治，但最终都主要因为政治迫害或政治而荒废掉了学术；他们（谢怀栻、王名扬、周枏和江平）或是先学术而后蒙遭政治迫害，但最终都主要因为与政治不涉而做出了相当可欲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前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出的相关命运，在我看来，不仅给当下的中国学术人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参照，更是给当下的中国学术人开放出了一个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解释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问题。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学术前辈所经历的学术与政治困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且在任何时空中都会存在的，而毋宁是与某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基本制度之性质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而正是经由对这些学术前辈在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所蒙遭的厄运的描述，夏红向我们透露出了他对那个扼杀学术正常生产实践的时代的决然的批判态度。实际上，这里更为重要的乃是由此开放出来的另一个值得当下的中国学术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及其条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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