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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黄的狡诈之处正在于其打小报告的上下级博弈原则是只能“摆事实”，不可“讲道理”。不难想见在没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时代，墙上的这类歪诗比比皆是：“壁上题咏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谈论道的。”（第三十九回，第6页）。急不可耐地无限上纲，万一上级认为这是“芝麻”，不是“西瓜”，“人梯”阴谋必会前功尽弃，乌纱帽成了黄粱梦，到时你小子敢和领导辩论吗？更重要的是：若把自己要说的提前和盘托出，即使蔡九表面上完全赞同，也很可能引起他的反感：难道你比领导还高明？太外露，在上司面前落个张狂和自作聪明的印象，弄巧成拙、功高震主，被蔡京卸磨杀驴，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这时的蔡九完全被黄文炳高超的障眼法所迷惑，顺着他设的圈套乖乖地出溜下去，进而对黄产生了信赖，甚至依赖。黄文炳则因势利导，又献二计（实为越俎代庖）：“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便见有无”；“如是迟缓，诚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在商议”。（第三十九回，第9页）。宋江此时已是瓮中之鳖。之后的一系列程序，如调查取证、精神鉴定、汇报请功、家书辨伪、就地正法等等，全被黄一手操纵。可怜堂堂知府被卖了，还帮着数钱，成了黄向上攀爬的工具，接近目标的驿马。
反诗冤案冤就冤在蔡知府受了黄文炳的“不良心理暗示”，作了错误决断。这使笔者想起现代的黄文炳——康生。他将一出普通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此甚至为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本人要求广大干部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而作，且据说毛泽东还曾设家宴款待男一号马连良）最终描绘成为精心策划、用心歹毒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影射史学。其实，江青之前就试图说服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未成功。显然，江青的手法不得要领：毛泽东认为，江青所言《海》剧挑战了革命文艺思想，过于小题大做。而康生的发难则阴险得多。他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举国上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现实背景出发，不断向毛暗示：《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二字，在写作动机上将海（瑞）彭（德怀）两人之间，从而在“无任何组织联系”（彭真语）的吴（晗）彭（德怀）之间建立了虚假的政治勾连，并最终通过毛泽东坐实：“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
黄文炳终不过一卑鄙小人，对每被恩将仇报，屡次横遭暗算，夺妻（妾）之恨未消、身陷囹圄的冤大头、倒霉蛋昔日的宋押司落井下石，“搜根剔齿，几番唆毒”（第四十一回，第48页），欲以血染红顶子，但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点连黄文炳的亲哥哥黄文烨之前都看得明白：“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旨在目前”。（第四十一回，第41页）。从宋江这方面而言，表达自由有着不可忽略的疏导功能。试想，这事儿也就是被忠厚仁义的老宋摊上了，又得亏他毕竟是书生，只嘴上的劲大，虽不能“有话好好说”但这事儿要挨着化学工匠，慢说酒后狂言，给你来个忍辱负重、闭门造车，一不留神捣鼓出土制“小男孩儿”，那可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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