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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五十年代以来的运动频仍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让学术研究长期陷入停滞，而且严重伤害了学术的自治，给学术界带来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指向。学者们或自觉或被迫地运用一些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政治话语装点在著述的字里行间，把学术降低为政治的附庸。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的多变迫使学者不断跟风趋时，学术成果成为折射政治风云变幻的镜子。趋时的代价便是不断地过时。当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相对的学术自主时代后，学者们抚今思昔，不免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回忆录中表现的一些酸楚心态不过是其中的显著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过去的经历已经成为一段无法驱除的梦魇，回忆或再现它们仿佛是揭开刚刚愈合的伤口，带来的乃是主人公或者他们的家人的痛苦。年谱类作品，如要长编，必然追求翔实，避免遗漏。如果人为地“报喜不报忧”，又难免欺世盗名之讥。于是就只能避之唯恐不及了。
忌讳不仅来自学术界自身；实际上，对于1949年后三十年学术史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性的约束。某些问题还是不能触及的禁区，尽管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宽松。政治因素之外，所谓为尊者讳的顾忌也使得学术史的研究畏首畏尾。胡适在分析中国的传记文学何以不发达的原因时就提出忌讳太多的因素，他举出曾国藩的例子，“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了忌讳。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年谱长编初稿》页2329-2330）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当代”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近距离，即便是史料的编辑和出版，也比对于近代以及古代学术史料的编辑出版有更多的禁忌或禁区。
最后，学术制度上的一些缺陷也会妨碍学术史料的建设。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通常不被视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同时又耗时费力，在许多人看来不如自己写一些论文或者呈现出论文外观的作品发表，以便为评职称、获取福利以及申请有关课题增添筹码。因此，如何改革我们的学术评价制度以鼓励更多的人们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也就成为推进学术史研究者必须致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总之，做学术史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便是史料建设。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全面丰富的史料，仅仅是凭感觉发议论，文章再多，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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