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民拥有的四权很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孙先生认为他设计的四权是直接民权，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仔细分析孙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人民拥有的四权而很难在管理中央政府中发挥作用。按照孙先生的论述，在一县之内，人民的四权由人民亲自行使。人民对于本县政治，有普通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在全国范围内，人民只能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和立法院议员由国民大会代表代为行使。1924年孙先生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
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对于总统和立法院议员由谁来选举，孙先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先生主张由人民选举。“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56]到了1916年，孙先生在上海举办茶话会，发表演说时提出由国民大会来选举总统，而不是由民众来选举总统。对于议员由谁选举，没有说明。在写于1917年至1919的《建国方略》中，孙先生又回到了最初的主张，规定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议员以组织立法院。有学者认为孙先生这时是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统。笔者认为，根据孙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五权
宪法的其他论述，可以得出孙先生这时是主张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孙先生对人民四权在国家政治大事中的运用有一个明确规定，“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馀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57]也就是说，对于国家政治大事，人民拥有选举权，其他三权则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如果认为总统和议员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则否定了人民对于国家政治大事的直接选举权，和孙先生的论述相矛盾。但到了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先生又退回到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议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的四权就被压缩为选举权，而且只是选举国民大会代表，而没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即使是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也并不能真正由人民决定谁当选。按照孙先生五权
宪法，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的资格由考试院规定，具备资格的人才有被选举权，由于考试院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能够获得选举权的人应当是国民党认可的。国民党不认可的人即使获得了被选举权，还需要参加县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在国民党控制整个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很难当选。
其次，作为民意代表的国民大会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一是，从国民大会与国民党关系来看，国民大会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国民大会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时，不可能违背国民党意志。二是，从国民大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来看，国民大会掌握的是虚权，而中央政府掌握的是实权。按照孙先生权能分离的理论，在
宪法上，国民大会作为民意的代表，掌握着政权，相对于掌握治权的中央政府，国民大会权力高于中央政府五院，中央政府五院要对国民大会负责，而中央政府五院不能制约国民大会。但在实际运行中，国民大会权力必须虚化。因为孙先生五权
宪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打造一个万能政府，如果国民大会经常和中央政府过不去，对中央政府形成制约，万能政府就不可出现。所以，孙先生特别强调：“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部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58]孙先生设计的国民大会是掌握虚权的四万万“阿斗”的代表，而中央政府是许多“诸葛亮”组成的，掌握实权。三是，从国民大会本身来看，缺乏行使权力的条件。综合孙先生关于国民大会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国民大会的权力是：（1）选举总统和立法院议员；（2）经监察院提议，弹劾其他四院职员，自行弹劾监察院失职人员；（3）创制和修改
宪法权；（4）对立法院制订的法律进行复决。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条件下，四项权力的行使都不可能违背国民党意志，只有当国民党提议或同意，通过国民大会内党团提出来时，国民大会才会行使自己权力。同时，国民大会并不是一个常设机关，集会的时间有限，缺乏监督政府的必要手段，从而很难行使自己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