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目标与独裁手段之间的矛盾
孙先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实行全民政治，让四万万中国人都成为皇帝，掌握国家政权，他将一身都奉献给了这个目标。早在1906年秋冬间，孙先生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民国，“凡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44] “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45]辛亥革命爆发后，孙先生从国外返回，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声称：“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46]为了早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孙先生将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显示了孙先生追求民主共和的诚心。为了建设好民主共和国，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其它四党改组为国民党，孙先生赞同的《国民党宣言》解释取这个党名的原因是：“共和之制，国民为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国民党。”[47]孙先生以为到这时，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他准备以后专注于民生建设。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和段祺瑞等军阀的专制统治，都证明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孙先生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革命中。1924年1月23日，孙先生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一条明确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48]逝世之前，在和汪精卫谈话时说：“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49]
孙先生认为按照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建立的国家就是实行民主的共和国。他认为西方采用的代议政体不能保证民权，实现主权在民，因为在代议政体下，大多数国家人得到的民权仅限于选举和被选举权，在这种政体下，人民只能通过行使选举权选举代议士来管理国家，“凡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50]孙先生认为这种政体有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是容易导致议会专制，使行政不能独立，从而不能建立一个万能政府；二是代议士容易被收买，从而“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51]孙先生也不主张采用俄国的“人民独裁”政体，虽然这种政体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但 “俄国的劳农政府，或曰苏维埃政府，乃注重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的意味；至于民权一层，乃其附属品而已。”[52]孙先生认为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政体，主张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吸收中国优良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新政体，它就是按照五权
宪法建立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民众拥有直接民权，分为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能直接管理政府，就可以称为全民政治，“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53]，“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54]。
仔细分析孙先生关于五权
宪法的论述，笔者认为，孙先生所设计的手段是独裁。由于民主与法治和分权相通，独裁与人治和集权相通，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按照五权
宪法建立的民国，实际上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国民党处于独裁地位，加上国民党实际上处于党魁控制之下，党魁在党内处于独裁地位，结果是民国处于国民党党魁独裁之下。笔者下面仅就人民拥有的权利和国民大会拥有的实际权力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人民在民国处于虚权地位，“主权在民”很难实现。[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