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现宪政的过程体现了人治。孙先生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低，加上数千年专制之毒深入人心，自治能力差，不能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宪政，“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国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37]当时有人对孙先生的训政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实际上是开明专制思想，针对人们的质疑，孙先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为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国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别也。”[38]孙先生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国家停止宪政，实行军政进行例证。认为已经实行宪政的国家都可以停止宪政，“况我宪政尚未发生，方欲由革命之战争以求之，岂可于开战之初即施行宪政耶？”[39]孙先生的论证是有缺陷的。虽然开明专制和训政的目的不同，但两者的手段是相同的，都是人治，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人的道德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
宪法及其它法律的基础上，什么时候能够实行法治取决于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实行宪政的西方国家在战争时期进行政府管制，并不是暂停了宪政而实行了军政，只是暂时限制了人民的某些权利，国家的命运还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政府或某些领袖人物的身上。
最后，政权体制也体现了人治。法治要求确立法律至上，法律至上的核心是
宪法至上，没有人可以超越
宪法和法律，为了防止有人超越
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掌握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不允许存在名义上和事实上权力不受制约的组织和个人。而按照孙先生以党治国的思想，根据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政权和治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在名义上受
宪法和法律制约，但在事实上是凌驾于
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组织。国民党的权力最终掌握在国民党党魁手中，导致国民党党魁成为一个名义上受
宪法和法律约束，而实际上不受
宪法和法律约束的特权人物。
制约权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权力制约权力，这是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所以，实行法治的国家建立的政府都是有限政府，即政府内部任何机构掌握的权力相互之间形成制衡。而孙先生希望建立一个万能政府，政府内部不存在权力制衡。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孙先生并不是想建立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专制政府，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权力受制约的万能政府。但是万能政府与权力受制约之间存在矛盾，孙先生是清楚的，“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象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哪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40]民权发达国家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人民对政府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掌握的权力会受到其他机构掌握的权力制约，相互之间形成制衡，导致政府机构之间形成摩擦，从而影响了政府工作效率。所以，孙先生认为要建立一个万能政府，“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41]，要信任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呢？孙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领导的政府就是榜样，原因在于尧舜禹汤文武“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良好道德。”[42]孙先生认为通过分开权与能，让四万万民众成为掌握权力的皇帝，就能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变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43]四万万人成了皇帝，就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又是由诸葛亮似的人组成的，四万万人就可以象阿斗相信诸葛亮那样相信政府了，政府就可以象诸葛亮那样成为有能的政府，为人民谋幸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孙先生是希望通过人掌握的四权外在地制约政府权力，使人免受政府的压迫，将政府不会压迫人建立在有良好道德的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