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五权
宪法的目标虽然是分权，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由于政权和治权最终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又采取集权制，最后导致国家权力集中在国民党党魁手中。
二、法治目标与人治手段之间的矛盾
孙先生认为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25]应当适应法治潮流，在中国建立一种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基础“则宪法是也”[26]。国家
宪法良，则国强；
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
宪法。并以美国为例进行了论证，认为美国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其
宪法基础上的，美国宪法是良宪，“几为十九世纪以来第一之完全宪法”[27]。所以，孙先生希望能够在借鉴国外
宪法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一个“完全优美之
宪法”，“表示我国宪法为二十世纪以后之法，且表示中国人之中国为最早开化之国，将见各国效我国之成规，抄袭我国之宪法。”[28] 这样的
宪法就是孙先生自己倡导的五权
宪法，“将来中华民国的
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该
宪法将“创建破天荒的政体”[29]。
孙先生在追求法治目标过程中，采用了人治手段。[30]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党内采取了人治。孙先生在党内采取人治，是在总结以往革命失败原因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党员在党内争自由平等，导致党魁的命令不能被贯彻执行，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所以，孙先生在组建在中华革命党时，采取了明确的人治。要求党员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此不同者。”[31]为了吸引有志之士参加中华革命党，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把全国人民分为党员和非党员，赋予党员特权，党员按入党的时间分为三等，不同等级的党员赋予不同特权。“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32]这个规定是违背法治要求的，法治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赋予少数人特权。
孙先生采取这些措施后，不仅没有增强党内团结统一，反而造成了党内分裂，中华革命党实践证明人治不是有效手段。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1919年，孙先生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对明确的人治规定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服从孙先生个人的宣誓，未再明确划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规定总理由大会选举产生。然而这并未根本改变中国国民党人治性质。该规约规定，“本党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综揽党务。”[33]孙先生自己也没有放弃人治思想，后来，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提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34] “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35] 1920年11月9日修正后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明确规定:“总理有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在筹备中国国民党改组，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先生采取了人治，国民党一大代表有一半人员由孙先生指定，大会主席由孙先生自己担任，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成员。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依然采取了人治。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直接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 总理并非由选举产生。直接规定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