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具备前述条件之一，就可以选择这一采购方式。实践中，出现第1至第6情形而选择竞争性谈判采购的不多见。余下的七种情形，均系采购主体任意选择的法定理由。笔者认为，过多的选择空间，太大的自由度，必然会导致公共采购过程中更多的“猫腻”。而《示范法》在适用这种采购方法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比我国立法要严谨。
其次，采购程序存在着太多的漏洞和缺陷。我国《
政府采购法》只有第
三十八条规定了竞争性谈判的采购程序，其它的条款再也看不到相关的规定。财政部2004年8月颁发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但对于竞争性谈判，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行为规范。由此而来，采购程序中的黑箱操作自然不可避免。我们从前面所介绍的案件可见一斑。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谈判专家无法站在第三方的公正立场来比较、评估适格供应商。为保证采购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我国法律规定，谈判小组的专家不得少于谈判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没有规定专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应该由谁来聘请，由谁支付报酬。实践中，正如与《
招标投标法》的评标专家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一样，所有的谈判专家都是由招标公司或采购中心聘请的，由委托人承担所有费用的。因此，在选择成交供应商时，专家们是不可能违背委托人意志的。其二，谈判文件没有法定要求。实践中，竞争性谈判往往有许多次，每次的谈判文件，哪些内容是必须确定的，法无明文规定。其三，每次的报价文件或开盘文件的启封程序没有法律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开启每一个谈判供应商报价文件的法律程序，也没有规定无利害关系人进行现场监督的程序。其四，没有法定的评审打分标准。实践中，给供应商打分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都非常大，正如前述案件所介绍的，临时增加分数、任意更改标准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谈判顺序。其六，《最终报价文件》无确定的最后报价。实践中，最终谈判文件的递交时间受较多的人为因素影响，往往变化无常，导致最终报价的不确定性。其七，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依据主观性太强。报价最低在竞争性谈判过程中往往还不是最终取胜的理由，仍然需要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聘请的专家来确定，而受聘的专家最终还是需要对委托人言听计从的。
综上所述，我国《
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不论是立法还是实践都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亟须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