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部门无权设定政府采购案件中的前置程序
政府采购活动中，往往将质疑程序或者投诉程序作为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财政部出台实施的《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或者投诉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早日平息，但前置程序却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剥夺了法律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利。从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如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有权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等，正如质疑程序前置一样，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政府采购案件，往往也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理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样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不论是
招标投标法还是
政府采购法，法律规范中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数个“可以”，我们不难理解公共采购立法对供应商合法权益存在着倾斜保护。然而，各部门的的行政规章设定的前置程序妨碍了供应商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样，各级法院的实际作法也是有悖于法律规定。根据我国《
招标投标法》第
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虽然两部法律对供应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遭遇伤害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由此排除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或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对于遭遇侵害的供应商来说，不论是依据我国《
民法通则》还是《
合同法》的规定，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