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落标供应商无奈之下走上“民告官”的途径
2005年3月初，原告的总经理王建军、技术经理张明先生，两位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疲惫不堪地迈进了笔者所在的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听完叙述，看了所有材料，简单地询问了一些环节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国家财政部当被告是躲不过去了。但我还有疑问的是，怎么样来界定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财政性资金？现行法律没有对财政性资金进行立法解释。中央国债资金是否属于财政性资金，如果不属于，那么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的代理项目就不受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约束。但马上我的困惑又解除了，因为对中央国债承担风险的是国家，最终还是需要用国家财政性资金来归还，自然应该纳入政府采购范畴。尽管如此，我还是拿不准。最大的担忧是怕财政部的答辩意见会否定中央国债为财政性资金，但我又想，财政部以往的行政规章已经对国债有明确规定，届时想必是无法否定采购资金的性质。让我最为纳闷的是，这么大的国家公共采购项目怎么没有纳入到财政部门的主管范围？拒绝我国政府采购法调整呢？为什么国家两个部委不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进行采购？为什么将这么大的项目要委托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代理？更让人不解的是，财政部怎么在接到投诉后才得知这个项目正在进行招标采购？我的这些疑惑很快又烟消云散了。因为我国各级的政府采购中心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国家公务员，无法通过“权力寻租”进行任何的交易活动。
大家知道，政府采购的诉讼案件尤其是涉及到国家部委的诉讼活动，总是特别引人关注。早在四年之前，笔者代理的首例政府采购民事侵权案，由于涉及到国家农业部采购行为的合法性，格外受人注目。而被告也是想方设法从供应商的身上寻找毛病，从而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抗辩。由于有前车之鉴，接受委托之前，我曾再三询问原告，在前面的两起政府采购活动中，自身是否存在着违法行为，比如投标文件中有无隐藏虚假材料、采购过程中是否曾给过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贿赂、产品的质量是否存在着技术问题，等等。在原告保证自身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接受了全权委托。这时，两位老总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余下的，该是我们律师如何与财政部“叫板”了。为此，我亲自为原告撰写了行政起诉状，赫然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列为被告，诉讼请求是：被告对中央国家机关的政府采购违法行为享有法定的行政主管权却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其应尽的法定职责，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我们的诉讼理由是，对同级政府采购人的违法事实和违法行为人进行积极查处，是财政部应履行的法定职责，根据我国《
政府采购法》第
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采购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卫生部所实施的政府采购活动，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是本案被告。财政部作为政府采购的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原告所投诉的政府采购违法行为应该有法定的积极作为的义务。不论原告所投诉的违法行为是否成立，行政主体都应该作出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我国《
政府采购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原告提出投诉之日，截止起诉之日，已经有三个多月时间，被告没有作出任何的处理决定，也没有以书面形式给原告任何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由于被告的不作为行政行为直接侵害了投标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行政诉讼。2005年3月21日，当我让赵光彬律师将诉状和相关证据呈递法院立案庭时，又一件让人惊愕的事情发生了，法官竟然不知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
政府采购法！他跟赵律师说，好像只是一些政府采购方面的行政规章，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一部法律。他让我的律师先回去，或者让我们律师事务所将
政府采购法给他们法院发传真，等他们拿到这部法律文本后再确定是否立案。我们事务所的所有律师听说后，无不感到惊讶，当即给法院发了传真。次日，我们又送去了起诉的卷宗材料和法律文本的原件，数天后，也就是法院审查诉状的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在我们的催促下，法院才决定正式受理。法院立案的次日，《北京青年报》捷足先登，率先报道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的消息。继之，《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相继进行了报道，称这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两年后的首例政府采购行政诉讼案件。
2005年4月6日，正当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这一案件时，采购人国家发改委给原告打来电话，邀请原告负责人和律师到他们办公室沟通一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天下午，我偕同原告的主要负责人王建军、张明到了国家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处长认为，这项采购属国家发改委重大建设项目，告国家财政部行政不作为有些不合适。我说，你们办公室只是国家发改委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发改委本身就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说的政府采购当事人，也就是采购人，不可能在踢球的同时又当裁判员。在我们质疑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投诉到财政部要求处理。在法定的30天时间里，财政部没有积极作为，被推上被告席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他们办公室看到了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但没有看到评标方面的文件。当我们要求查阅采购记录、打分标准、专家名单等采购文件时，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当天的会见，我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广东开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家新成立的公司，还不符合“标书”适格供应商的基本要求，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投标文件零乱不堪，与以往我所接触到的印制精美、厚厚的投标文件截然不同。这样的投标文件，其内容随意更改非常容易，调个“包”一般也不为人所知，很容易发生黑箱操作。走出国家发改委的大门，我和原告的负责人似乎明白了此次败下阵来的原因。四月中旬，我们收到了法院决定4月26日公开开庭的传票和被告的答辩状及其抗辩的证据材料。正当我们准备着开庭材料时，法院电话通知原告，应国家财政部的要求，先前确定的开庭时间延期到2005年5月20日上午9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