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以科斯、弗里德曼、登姆塞茨、哈耶克、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很多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研究的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萨缪尔逊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些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市场规则，良好的法治化环境。而这些正是亚洲和拉美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新自由主义在欧美适用，在亚非拉未必适用。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在《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中写道：“1973年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缓慢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动荡。……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却是那些远离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例如韩国和日本，他们的经济受到国家有力地指导。”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90年代》中认为：“日子好过的国家恰恰是不理会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马来西亚、中国等……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控制交易条件的国家，而遭受损失的就是阿根廷之类的国家。”
　　二、当前国有企业产权体制存在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客观上就是一个不断明晰产权的过程，但产权制度改革在中国是一件很敏感的事，人们常常有意识地绕过产权和产权制度来寻求国有企业的出路，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来看，先后实行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不同阶段的改革措施。但是，伴随着经营权逐步向企业的转移，不仅没有实现对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构成激励的初衷，反而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结果，反而陷入了大范围的经营困境。有关统计显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占总工业贷款的三分之二，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主持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的报告也显示，在资产利润率方面，500强中的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外资企业，分别比500强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出5.57倍和10.19倍。更重要的是，500强中的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多集中在行政垄断性行业，比如电信、钢铁、石油、电力和石化等，它们能赚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得来的，没有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实在难以说它们就能赚钱。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权分离失灵，20多年来，中国国企治理模式改革的路径取向一直是两权分离：先是“旧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是“新两权分离”（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都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现分析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