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宅基地进入民事流通，不仅不会保护农民利益，而且会损害大多数农民利益。有些学者认为，只允许农民到城市买房，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不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而是在客观上使农民的一大财产变成“死产”。但事实上，如果允许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其结果肯定要使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宅基地进入流通后，农民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弱者。因为，进入宅基地流通关系的城镇居民，他们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一般都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对城镇居民来说，宅基地可有可无；而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宅基地却是生存所系。所以，交易双方的经济地位明显是不平等的。
　　第三，宅基地进入流通，会破坏既有土地制度。具体说，会破坏宅基地作为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土地分配制度基础，打破既有土地利用的制度格局，从而造成土地分配、管理和利用的混乱。完全可以想象，在我国现今农村土地制度情况下，宅基地进入流通必然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必然将导致我国有限的农村土地越来越多地合法闲置与浪费；其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土地集中与兼并；再次，经过一段时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民对于有地城镇居民的依附，甚至可能会以被雇用方式或打长工的形式出现实质上的佃农，在我国全民社会劳动保障制度非常欠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最后，还会凸现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增加农民利益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四，宅基地融资完全可以用出典方式实现。有些人提出，农民唯一可用来融资的物是宅基地，而他们也只有在特别窘迫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出卖住房以融资。如治病救人、子女上学、投资经营等，所以法律应该给予农民转让宅基地以融资的可能。但如果要达到这个融资目的，其实完全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的典权制度予以取代，而且更为安全和易于控制。但新的《草案》恰恰又将典权制度予以取消。
　　第五，宅基地的既有转让不能成为一个法律认可的普遍制度。现在有的人认为，有些地方的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已是常见的现象；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农村农民其实早已发展到城市，不再以农村的宅基地为立身之地。所以简单地禁止性规定不利于对由此发生的法律关系的调整。虽然客观上存在这种情况，但这毕竟是在涉及宅基地诸多问题中的个别问题，不能以此为依据制定法律。解决这类问题，不能通过法律交易方式，只能通过法律行为方式，即法律规定的方式。当然，农民在此能否通过法律行为方式获得其预期的最大利益，则是立法者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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