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物权效力和合同效力究竟有何区分？如果说物权效力使交易物的物权发生变动，导致一种对世的绝对权利的变更、转移或消灭；而合同效力使交易当事人之间发生一种相对的拘束，使之承担完成物权交易的某种义务。那么，这实际上已然进入了物权交易无因性的思路。或许，这是有些学者坚持的承认物权交易和债权交易两分，但不接受物权交易无因性原则的立场在立法上的体现。但实际上这导致了逻辑上的不严密。从而使得登记生效原则变得不够明朗甚至令人质疑。
　　其次，合同效力如果意味着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拘束义务，那么违背这种义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违约责任。但法律之所以规定违约责任，就是要使不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两分的规范模式，实际上意味着法律认可或放纵债权交易（义务交易）意思和物权交易（履行交易）意思的断裂或不一致，它预设了物权交易背离债权交易的制度模式。换句话说，在此情况下，法律实际是放任违约责任的发生，尽管也会对其予以控制。从立法技术上说，这是不好理解的；从立法理念上讲，这是对意思自治的一种扭曲。
　　第三，《草案》第9条和第15条的规定，在思想内容表述上如果不是矛盾的，那么就是重复的。因为，前者规定（物权变动）“应当登记”，登记才生效力；后者规定（物权变动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不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虽然立法者刻意区分了“物权变动”和“物权变动合同”，但这种思想表述方法也是应该避免的。如果说这样规定不矛盾或有其特定意义，那么只有用物权行为无因性予以解释。而如果是物权行为无因性，那么就无需这样重复规定。因为这两条规定实际都是表明同一法律状态或同一法律后果，两条合并为一条即可。
　　第四，从《草案》的其他有关规定看，物权变动原则似乎也不清楚。例如，由于上述有关物权变动的规则区分了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所以，第32、33、34条的规定中所指的“发生效力”究竟何指，人们只能从条款规定的特定场合中分析得出，但是否真有必要一定如此？此外，《草案》第111条有关无权处分场合下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规定更令人困惑。该条规定受让人在符合所列四种情形时，即时取得交易物之所有权。其中第3、4款分别列举了“已经登记”和“转让合同有效”。然而根据前述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在登记后即生物权效力，故似乎没有必要再有“转让合同有效”这个条件。换言之，“已经登记”和“转让合同有效”不应该同时并列为取得物权的条件，除非我们将其理解为登记是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如果这样，那倒真成了物权交易无因性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体现了。可如果是物权交易无因性，则又不能规定“转让合同有效”，只能是“物权合同”有效。可见，立法者在此的思路是不清除的。其实，前述几条规定所讲的“发生效力”给人以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不加区分的合并“效力”印象。至于究竟是合同效力还是物权效力，则只能去分析了。
　　基于以上理由，似乎应将第9条和第15条合并为一条，同时取消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分，进一步明确立法者在物权变动问题上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对关联条款进行调整。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登记生效原则可以坚持，但应思路明确，逻辑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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