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对古代法治主义的清算。梁启超在早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4年）中，即初步清理了先秦时候的法治主义。在他看来，先秦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相通的。他还认为管子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法治主义的典范。[44] 十多年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中，梁启超指出法家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因为君王可以随意地废法、立法；二是把人看做"布帛土石"的"物治主义"。[45] 他还着重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来解说法治，认为法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反对民治主义，因为法家之法是君主所立，而非出自民意。"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行动轶法律范围以外"，"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 [46] 但是，他接着指出，法家并没有解决"使法律不为''君欲''所摇动"的问题。而这些都是可以让西方的法治主义补救的。不难看出，梁启超对法治特别是对传统法治的认识明显有所深化。
梁还结合法治理念，对儒家思想做了深度的评说。他指出，儒家极为尊重民意。儒家奉天为最高主权者，天可选择天子，体现了"人类平等的大精神"，而天之所欲即民之所欲的理论，其逻辑结果是"不能不以人民为事实上最高主权者"，因此"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的领袖。"但如何实现民意，则始终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好。"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陷也"。[47]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思潮还带有反对满族统治的内容。国外有历史学家认为，在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中国的皇帝如果是汉人而非满人，就不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口号，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中国也就可能像英国、日本那样实行君主立宪。问题在于，历史是事实而非假设。今天，我们学习这一段历史，应当对政治体制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注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在批判满族统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加入了民主自由的内容；所谓排满，并未遮蔽先行者们追求民主、法治的眼光与脚步：
（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而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把我们作为被政府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三）他们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内的发展。（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和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而与财产。[48]
【注释】该文原为研究生授课讲稿，初稿写于1994年6月，后多次修改。在这次修改过程中，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张群同志核对文献，并提供一些资料和改进意见；承蒙《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同仁赐墨删繁，并予教正，谨此一并致谢。该文详细版曾提交给中国法律史研究会2004年年会，载于夏勇“法治论要丛书”：《法治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注
关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中国
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梁巨川即梁漱溟之父。1918年11月，梁巨川自沉于北京静业湖。梁在遗书中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转引自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梁巨川和后来王国维的选择，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魏源：《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36页。
郭嵩焘被归于洋务派，实际上，他在洋务派里也是受到排挤的。1876年，他决意出使英国，以实地探访世界先进国家情形，被当时许多人认做有辱师祖的行为。在他的故乡湖南，甚至有人（如著名学者王先谦）动议不许他回乡。他寄回来的英法日记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遭到查禁。参见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27页以下。
郭嵩焘：《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89页。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
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98页。
张之洞：《劝学篇·序》，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页。
应当说明的是，对于张之洞的思想，人们通常用"中体西用"来概括，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参见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载《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21页以下。本文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五《
刑法志》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关于传统的民本思想与民权问题，请参见拙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关于法治的价值，尤其是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民主不能作为法治的最高价值，参见拙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99页。
《新政真诠》中的文章是由何先写出英文，再由胡翻译为中文，汇编而成的。胡氏另编有《胡翼南全集》。前些年，胡氏后人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一套《胡翼南全集》。
何启、胡翼南："《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载《胡翼南全集》（三）"新政真诠"卷十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藏，第二十六页。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魏源：《海国图志·墨利加洲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陈旭麓先生认为："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清史稿·列传一七三·文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28--130页。
陈炽：《庸书·外篇下·议院》，载《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页。
例如，张自牧《蠡测卮言》："凡君主、民主，君主之于臣民，长官之于属吏时相见，仪文简易，上下之间无阂格不通之气，无壅瘀不宣之情，故其心志齐，号令严明。"
黄遵宪：《日本国志·职官志》卷二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卷三，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此前，西方书籍翻译虽多，但多属自然科学著作。从严复开始，形势为之一变，大量的政治和法学书籍陆续被翻译和介绍进来。
严复早年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留学英国(1887～1897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几达二十年之久。参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严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版，第285页。
严复：《原强》原稿（1895年），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在严复看来，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以下。
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27页。
严复：《原富》按语，载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7、918页。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至第2页。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严复：《辟韩》，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6页。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梁启超：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1902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严复（译）：《社会通诠》"国家之行政权分第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
关于我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的看法，参见《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1期"中国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专号"，第77--78页。
梁启超：《管子评传》第一章叙论（1909年），载《诸子集成》（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3页。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六章法家思想（其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3页以下。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其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0－251页。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民本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0－56页。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