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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利与权力关系的一般论述
笔者认为，个人与国家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国家是人的集合，人是国家的原则，权利的普遍集合形成权力。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类似于股东之与公司的关系。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理性，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权力天生具有比权利强的优势，这使得权力侵犯权利成为一种可能，且这种可能是利己的。在中国古代，权力甚至侵吞了平民的法律权利，加上中国古代平民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缺失，单个人面对权利集合（权力）的无奈，逐渐形成一种习惯或说自觉，自觉承担过重的权力侵害，形成惰性，而以道德权利、习惯权利维持日常的交往生活。但国家发现，若一味的权力侵吞权利，会反过来导致权力的丧失、利益减损，这表现为古代平民的起义，新旧王朝的轮替。进而国家逐步理性，采取一些改革保持平衡（国家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外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这种状态随着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主体意识提升不断促使国家（经营者）正视个人（所有者）的权利，还权于民，逐步实现一种共赢，还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本来面貌。
正如黑格尔批判社会契约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契约关系是两个同一的意志之间的关系，它与财产和所有权联系在一起，而国家是属于更高伦理领域的理念。”【12】“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治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3】即是说，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具有一定的伦理关系，联结这一伦理关系的是地域与血缘（法律上多表现为国籍），它把国家的荣辱与个人情感联系在一起，使这种伦理关系（或者说类似于伦理关系的关系）时而得以体现，尽管这种伦理关系并不是很强烈与显现。
正是这样的双重关系使得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变得复杂，尽管笔者认为权利与权力不具有同一层次的可比较性，不是同一平面的话题（因为权利对应的是义务概念，权力既不直接对应权利也不直接对应义务，两者产生的机理也不相同），但就个人与国家为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角度看，权力是权利所派生的、合成的。权力的产生机理决定了它的使命是对权利进行法定限制与保障。此外，笔者想指出的是，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穷尽对权利的规定，也没有这个必要，法律作为一调整模式或说机制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而权力则必须是法定的。也就是说，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道德权利、习惯权利等，权力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不可以随意侵犯由道德、伦理等构成的社会主流意识以及主流意识下的正当的道德、习惯权利。（当然随着社会发展，游离于法律之外本应上升为法律的法权要求以及本属道德、习惯权利中一部分的权利会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在法律上得以体现，但法律外权利仍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另一方面，权力除了应形成自己的自觉，自我约束国家行为的同时，还应接受权利泛合的限制。权利的泛合拥有创生、制约、取消权力的正当性。纵上是两者的本质关系，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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