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义务、权力——权利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杨建
【摘要】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以及人的能力局限，使主体处于无法满足的不确定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成为可能，这构成了与权利有关的一切问题的客观基础。带有义务性质的规范是先于权利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形式上的统一。权利是一般认可的、主体的、正当的、满足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包括生理上、物质上、精神上的利益要求及实现这种要求的可能，而非利益或自由的简单对应。权利与权力具有质的同一性，单个权利的普遍集合形成权力。权力克服权利的任性并为其实现提供保障。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紧密相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根本上说类似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
【关键词】权利 义务 权力 国家
【全文】
自然权利说与社会契约论是论述权利一般问题及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两大基本理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社会契约论试图论证国家的起源与权力运行的正当性，而自然权利说为前者提供逻辑前提与价值基础）。这两大理论的提出是进步的，它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重新认识人，并把他提高到与神一样的地位，唤醒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并深深影响了政治与经济的历史进程。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两者由于缺乏可证实的客观基础而脱离于历史实际。“它们并不是从历史的、经验的角度对权利及国家的起源作科学的解释而仅仅是理论上的哲理探究。”【1】之所以看上去让我们觉得它是深刻而有见地的，是因为国家已发展到现今相对民主的阶段，而自然权利说与社会契约论的构建符合法律思维的一般逻辑，融入了思维的一般理性，将其纳入当今民主国家的对比中似乎能得出大体正确的印证。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高度民主、发展的政治国家为其理论构建的基础的，它缺乏历史的根基，无法证实。笔者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法律层面的话题，但人的一般发展与国家起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牵涉到权利一般问题的解答，只有采取唯物主义历史分析的方法，有关权利问题的论述才有可能正确。
一、人的一般发展与国家起源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它天然表现为人能群。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低下的劳动力水平，单个原始人种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几乎不可能，现实的客观环境迫使同一地域的原始人种聚集在一起共同劳动，一起抵御风险。这种共同劳作的自觉要求便是最初形态的带有义务性质的约束性习惯要求，只有遵循了这个约束性规则，才有资格取得食物。从这一意义上讲，“约束”先于“资格”，“资格”产生于“约束”。但一开始的食物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依据“动物优势原则”【2】进行的。这是由于最初的人种身上仍带有相当多的动物因素，他们行动的动因大多因为本能，冲突的解决也是体力强弱的对比，结果占优势的动物便优先得到食物上的满足。这种动物优势原则同时也在当时生活两大方面之一，另一方面的性满足上得到体现。不过由于群体狩猎活动的展开以及工具的运用，体力强弱的差别逐渐缩小，群体劳作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力弱势一方的配合，争偶的流血冲突也危及到群体的生存利益。这种状况的延续最终导致了食物禁忌与性禁忌的先后出现，表现便是食物分配上的平均分配、狩猎期禁止性行为。“性禁忌规则在原始人那里还起着进一步引导进化的作用，在不违犯性禁忌的基础上，原始人寻找发展新的性自由，以致发展出新的组织：人类氏族社会。”【3】性禁忌之下与群外人性行为的许可，加强了不同人群的联合，进而形成两合群组织并发展为两合氏族组织。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大分工的进行以及占有的不断扩大（笔者以为占有是所有权最初的形态），结果便是剩余财产的出现，剩余财产首先表现为氏族、部落的共同私有，进而发展为少数人的私有，即私有财产的形成。而“私有权的最初形态是占有，但占有不是一个法权关系，不是权利，而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种直接社会要求。占有之所以由一种社会事实转化为合法权利，关键在于社会的赋予。”【4】当时“社会主流意识”【5】之道德、习惯抑或宗教对占有事实天然的承认与遵守使私有财产出现成为可能。而占有事实是在当时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之下进行的。社会分工的意义除了促进私有财产出现之外，还在于它造成个人利益甚或单个家庭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群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6】“随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各个个人的财产关系日益具有阶级的性质，在财产关系体系中居于相同地位，有着共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于是个人利益也就发展成阶级利益，这样调解冲突着的各个个人财产关系的职能也就日益固定到少数人身上，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了。。。。。。”【7】为了调节利益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8】即国家。由此可见，组织化进一步发展之后，利益冲突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战争的形式体现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