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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通过放弃对污点证人一定的刑罚权，换取发现和指控其他犯罪的有力证据，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在总量上没有受到削减；污点证人通过对司法机关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换得豁免刑罚的特权，免受刑事追诉或得到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对待。由此可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在实质上是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纸双赢契约。其运作有着丰厚的现实基础，因为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信息提供者。一位英国警官说到，犯罪嫌疑人一般乐于这样公开的合作，他们非常愿意与警方进行协商。当他们被逮捕时就立即进入如何降低损害的游戏之中。 [5]
二、为什么侦控主体要寻求合作？
从宏观上说，包括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内的审前合作模式中，侦控方与犯罪嫌疑人放弃一味的对立、抗争转而寻求合作，细究起来，这是应对犯罪压力的需要，而犯罪观与刑罚观在现代社会的变迁则是其不可缺少的背景原因。
现代社会对刑事侦查制度带来了“前后夹击”式的挑战：前有“高智能、高科技、反侦查能力强、隐蔽性强的犯罪”咄咄逼人，后有现代法治观念支配下的对侦查权进行法律控制的呼吁。以至于侦查机关对层出不穷的“新兴犯罪”在侦查技术、装备方面还没来得及作出及时调整，司法控制机关就开始对稍有出格、有点“原创性”的侦查手段、方法严加看管。面对公众“两头截”的谴责——控制犯罪不利却经常侵犯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侦查人员被迫采取尽可能掩人耳目、有利于尽快破获犯罪的侦查手段作为实践对策，这也是“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程序”的本能需求，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是社会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犯罪的类型与行为模式也因此成为选择侦查程序与法庭证明程序的前提。 [6]合作的侦控模式就成为其中的重要选择。有警察局长认识到，秘密的协商与合作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对付毒品犯罪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中，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备良好的协商技巧。 [7]
虽然解决犯罪问题的功利目的是审前合作模式形成的直接动因，但仅此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制度潮流，司法制度的宏观变迁则是其幕后的主要推动力。进入现代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经历了普遍性的变迁：从单纯的报应性司法到恢复性司法与之并存；从单纯的冲突模式、压制性治理到允许同意模式、合意式治理的生成。其中，主要有两方面因素支配着上述变迁过程：一是对犯罪必要的宽容，二是刑罚理论的变迁以及对刑事制裁局限的反思，它们共同奠定了审前合作模式在刑事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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