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现代社会里，刑罚残酷的面目多少有些改善，或者残忍得更加隐蔽、残酷中夹杂着些许柔情。但是，问题的实质是，残酷在不断地被升华和神化，它一致潜伏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制造和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当然包括人类血腥弥漫的现代史。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国家成为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中（少数自诉案件则属于例外的情形）名副其实的“债权人”，都会以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债权得到实现，只不过刑罚的运用方式在表面上更为隐蔽而已。
在现代以前的国家形态中，统治者以强硬的、驱逐或者消灭罪犯的方式来清偿债权债务，惩罚的方式反映和模仿了人们对于可憎的“敌人”的态度。罪犯作为反对社会整体的违反契约者，过去从社会中得到诸种好处，他不但不报答、感激社会，而且竟然敢主动发起攻击，当他攻击国家本身时，他是在向社会整体挑战，应当得到等量惩罚；当他攻击个别的个人时，他向这个人欠下了债务，而国家有保护被侵害的个人的义务，此时，债权的转移实现了，“用犯罪的方法侵害个人就是侵害社会整体”的命题已然成立。所以，只要罪行已经犯下，国家出面的惩罚就是合法的，国家使用极端的方式将发动攻击的罪犯逐出社会也并无不可，针对罪犯的攻击，国家惩罚的出面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由此，罪犯本人不仅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和庇护，而且失去了获得任何宽宥的机会，受着战争法则和胜利庆贺的反复而又残酷的摆布。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惩罚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开始缓和、有节制：第一，国家本身越来越强大，个别的犯罪难以撼动国家存立的根基，所以，国家没有必要与每一个罪犯都斤斤计较。也就是说，债权人越富有，也就越人性化。所以，在制度设计上，现代国家往往在
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程序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小心翼翼地为犯罪者辩护，从而使司法更为精密化，同时也压制被害人的激昂情绪。第二，按照福柯的观点，监禁刑的出现使惩罚的权力和技巧的运用更为娴熟和隐蔽，惩罚的面目开始转变。
但是，国家立场的部分转变并不意味着刑罚性质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刑罚仍然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了结。国家仍然必须衡量罪行的等价性，用以调节“交易”，必须时刻注意被害人、公众、社会潜在的危险分子对个别或者某些犯罪的态度，缓和各方面对犯罪的愤怒情绪，防止事态的发展和扩大，预防较大范围内的或者是全面参与的动荡。所以，刑罚尽管多少变得温和，但它与犯罪的大致等价性仍然必须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仍然必须保持。
另一方面，刑罚仍然意味着战争和庆贺的仪式。罪犯是与法规、平和的社会秩序作对的人，他破坏了集体生活，背弃了集体生活的前提，被国家视作叛逆者，需要用战争所赋予的手段和他作斗争。所以，国家针对犯罪所发动的“战争”从来没有消停过：从被害人这些私人报复者中挖出罪犯，用公共的报复取代私人报复，训练人们在评价行为时尽量不带个人情绪的眼光（实际上是训练人们忠诚于国家的能力）；设想、提议、强迫达成某种和解；提出标准化的损失补偿计算公式等。只不过在现代社会里，国家的惩罚是依据事先确定的作战计划（刑法规范）向罪犯开炮而已。同时，罪刑根本失衡现象被尽量避免。犯罪的社会损害性可以估计，刑罚有量的大小，由此国家可以大致确定罪刑对应关系。不过，即使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也无法对侵害它的人保持正义，这是基于人性缺陷的悖论，所以，在现代社会里，惩罚过量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