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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有人提出毒品的合法化问题。在美国，特别是大麻的合法化问题，早在60～70年代就被广泛地议论着。80年代，美国加强了反对毒品的斗争，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毒大战”。但是，当里根总统的扫毒计划屡遭挫折之后，一些美国人又提出了毒品合法化的问题，他们想通过使放松毒品管制的手段来达到禁毒的目的。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可行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放松管制后，毒品是否会泛滥和引发的犯罪是否会增加两个方面来说。
1985年8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美国福德姆大学法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埃内斯特•范登哈格的文章《让我们使无法控制的毒品合法化》。这篇文章给了我们很大启示。首先它举出美国禁酒失败的历史事实：1919年美国曾发布禁酒令，但由于禁酒不可能实行，美国政府便于1933年废除了这项法令。由此得出一个普遍的原则：“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其行为准则，然而却无法有效地禁止居民中大部分人所希望的某些活动。由于废除了禁酒令，如今我们有相当多的饮酒者，但酗酒者却没有因此而上升。”基于此范登哈格认为，“吸食毒品不一定必然使人变成瘾君子。”
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基于健康原因，酗酒和吸烟人数在不断下降。鉴于毒品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伤害，即使毒品的管制放松也不会有更多的人主动吸食毒品。那么被迫吸食会不会大量增加呢？目前的毒品消费人群中，确实有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属于被迫吸食毒品的。但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强制或胁迫方式迫使他们吸毒其实是一种强制推销来扩大市场份额的作法。成立的条件一是毒品销售中的暴利，二是毒品吸食者对毒品供应渠道的单一依赖。
毒品渠道的不畅显然是与严格管制有关的，那么而毒品的暴利是否也与此相关呢？据《中国禁毒报告》显示，由于打击和查堵力度明显加大，国内海洛因货源紧缺，价格普遍上扬。据毒品消费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云南海洛因价格平均上升了31．5％，国内大部分地区海洛因价格上涨了30％至50％，上海、江苏等地海洛因零售价高达1000元／克。一些地区海洛因纯度明显降低，掺假比例明显加大。北京市零包海洛因的吗啡含量由1月的64．1％下降到10月的37．7％。云南省昆明市零包海洛因的吗啡含量由4月的37％下降到7月的23．1％。可以看出，这里确实也存在着风险越大，利润越大的关系。也可以说，如果放松毒品管制，毒品的价格会下降，暴利因素会减少。这样，强迫被动吸食毒品的人员也会减少，至少也不会出现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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