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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外法律检索教材之比较
在国内开展编写法律文献检索教材的过程中也相继出版与介绍有部分国外“法律文献检索”教材。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科恩教授编写的《美国法律文献检索》的中译本与英文本，此外还有包含在国内文检教材中介绍外国法律检索的部分章节。笔者特别注意到所有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法律文检教材中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法律文献基本内容与形式划分上的不同。例如，中文版与英文版的《LegalRescarch》在论述中将法律文献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具有法律权威性的原始文献、查找原始文献的工具性文献、不具有法律权威性的论述文献。原始文献中包括法律、法规、司法判例等法的渊源文献，工具性文献包括索引、注释、案例指南，论述性文献包括范围广泛的法学文章、著述、文件等。在该教材的目次安排上结合法律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按步骤地从法律文献的结构体系出发，分为原始文献与查询、论述文献与查询、其他专业文献与查询、国际法与比较法文献与查询、联邦法系与大陆法系文献与结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文献内容的划分方式在刚被译为中文版时，曾引起国内部分馆员的争论和质疑，可惜的是这个争论当时并未引起普遍的重视。
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文检教材的认识，可通过日本法律图书馆联络会编写的《日本国法律图书馆手册》的目次而略知（见附表三），其基本的编写思路类似于普通法的美国法律文献检索教材的目次：首先从法律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出发，详尽介绍法律文献本身固有的类型结构与特征，然后按照法律文献不同类型划分的性质与特点区分为原始文献（法令、判例、）、加工文献（图书、期刊）、其它文献（政府出版物、议会文件、统计文献、新闻）、检索性文献（书、刊）。按照发布机构区分为：政府公开出版物、民间刊行物、大学学会出版物。按照文献出版形式区分为：图书文献、活页文献、非书资料。此外，你还可以注意到国内编写的教材中凡是涉及到外国法律文献检索内容时都与书中的中国法律文献检索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编写体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编写的《法学文献信息资源与文献检索》一书中涉及“外国法学信息资源及检索工具的利用”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编写的《法学文献信息检索》一书中涉及“外国法学文献信息检索”的相关章节内容，并未采用同书中与国内中文法律文献检索相似的区分体例，不知何故完全参照了另一种不同的文献检索内容划分。
从上述国外法律文检教材中不难看出，它们教授学生的方式是从法的体系出发，重点放在对各国法律渊源与规范查询方面，侧重于从法律文献本身特殊性的结构上来认识法律文献信息的检索。因为国外图书馆员非常明确作为技能培训的方向，教学是实务的，目的是教以学习法律知识，未来能从事各项法律事务工作，以训练和培养专门法律人才为主旨。正如其法律图书馆员所述：“美国法律学者对法律文献的划分标准是文献资源的法律权威性”。而中国的法律图书馆界却并未能形成这种普遍认同的分类方式，大多数馆员习惯于以一般社会科学文献的划分理论来作为依据，所以才产生了上文中所提到的种种论述上的分歧。目前国内法学界也有学者在准备编辑中国法律检索的工具书（见附表三）从其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所编辑的篇目上来推测，可清晰的看到其编写的思路；首先以法律制度为基本前提，按照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立法类型、法律体系去解决如何查找法律文献，介绍其文献的检索途径，最后介绍其他法学类文献与研究性文献的检索。可见其篇目的基本体例与思路都明显不同于国内法律图书馆员们所编辑的检索教材体例。上述这些编辑体例上的不同更加证实了笔者的疑虑，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编写的一系列教材与国内、国外法律界所认同的理论体系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法律图书馆员们对法律文献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认识是否还存在很大的缺陷或不足？这个问题自89年第一部《法律文检》教材问世以来一直未能引起业务范围内相关人士的重视，各院校始终沿用着老套路去解释同一个问题，害怕背离了图书馆文献利用所形成的一般理论框架。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目前国内法律图书馆的人员研究素质来衡量，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并不是非常大的难题，我们的馆员中不乏有许多高学位的法律专业人才，但为什么却无人去深入探讨或提出疑异呢？笔者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家都比较轻视对专业文献领域的深入研究，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它。大家关注实体法的研究而非围绕实体法的文献研究。这个问题在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前任主席KathleenPrice教授的谈话中曾多次得到证实“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基金会（CLEEC）开展对中国法律图书馆事业的资助项目，曾有多位中国法律图书馆员赴美就读法律图书馆学位，然而归国后这些人员却并未效力于法律图书馆方面的建设，而是投身于更为实用热门的实体法研究中”。平心而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图书馆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但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法制建设事业相比，我们的工作差距有多大呢？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文献工作者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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