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
刑法作为基于伦理的责任规制本应是最为稳定，最为法定化的一种规范。因为其关涉人的根本的权利，因此
刑法理论的核心的原则也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它要求以立法权即民众的代表权来决定刑罚的设定，这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中权利让与的原则。但是现实中
刑法并非仅仅由立法机关设定或变更，司法机关乃至行政机关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司法机关通过解释可以实质变更现行
刑法，而当
刑法规定含糊不清时这一过程就会更为容易，当刑事立法权的行使机关的代议性不明显时
刑法的含混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为公民自身比其他人更为珍视自己的权利。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刑罚设定的民主化程度、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社会的发展速度。民主化程度高的
刑法会在更大的程度限制公权力的行使，方式就
刑法的明确化和细致化；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实际也就是司法解释的独立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司法解释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保持一种稳定性；而社会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国家整体政策（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调整的速度。因此这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与
刑法的政策化成反比，后一个因素与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成正比。
五、 结论
拟制人犯罪的概念是总结法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观点。其根源于拟制人的独立意志，虽然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还有很多与拟制人的特点不相容的地方。但从总的方向上，单位犯罪也是以独立的意志为指向的。单位犯罪的范围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和明确，是因为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的原因。而这一倾向又与立法的民主化程度、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社会的发展速度息息相关。因此，
刑法的政策化倾向并非一日之寒，
刑法的稳定与持续性需要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