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
吴丹红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
【全文】
最近自己做一些法学实证研究，看了一些同行做的相关研究和非同行的学者做的实证研究，才知道存在的差距。萦绕在我心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法学（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缺乏实证精神？我们到底是把法学作为一种可以传承的技艺，还是一种可以解释的知识？我们到底是把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还是一门社会科学？
我认识的两位美国学者，一位是对证据法做过经济分析的密歇根大学兰普特教授，居然在法学院和社会学系的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后来更惊奇地发现他当初获得的就是社会学的博士学位。此公的个人兴趣一栏，赫然写着，“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学问题”。另一位是对亚洲死刑问题有独到研究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戴维教授，也是横跨法学和社会学研究两大阵地。他告诉我，学术上“脚踏两只船”的事情，在美国是很常见的。
法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在美国算起来应该有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前的美国法学界，法学研究也偏重于实用主义，热衷于对法条和判例的解释，使学术沦为一种“法律技术”的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开风气，首先尝试在法学院授课中以非法律课程作为补充，在教学上形成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学术研究很难转变思路，一些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学的教授受到排挤，难成气候。从１９５５年在密歇根大学召开的“法学研究方法会议”之后，经过反思与倡导，学界风气为之一变，法学研究开始走注重基础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结合的道路。法学与社会学、人类行为科学，以及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的结合，成为可能。各个领域的学者，彼此倚重，成为“双赢”的选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韦伯，涉猎广泛，多有建树，应该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黄东熊先生把法学研究分为理论性研究和非理论性研究，前者以“求出法的原理原则”为目的，后者以“对事实现象做探讨”为目的。传统的法学研究显然多属于前者，而新兴的以交叉学科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则多属于后者。按高鸿均先生的说法，前者是“内部视角”，眼睛向内，坚守法学知识自治的城堡，后者是“外部视野”，眼睛向外，观察法律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这种视角的转变，对于法学研究来说，是意义深远的。其实，在我看来，法学本身就是社会科学之一脉，而非哲学或者人文科学之一种。传统法学研究通常以法律条文、判例、法学学说、法学论著为研究资料，视野比较狭窄，但是比较容易上手，成本也小，所以成为做学问的“捷径”，并造成路径依赖。法学研究的新方法需要借助很多学科的知识，要对社会现象有充分的调查和了解，对各种变量进行分析，成本较大，也很难突破，所以法学研究者敬而远之。又由于传统的奖励机制的作用，旧的研究方法较新方法更容易获得科研经费支持，而且也更容易出成果，所以有毅力者才能知难而进，探索“曲径”。不过，远至庞德，近到波斯纳，曲径已经显露出“通幽”之境。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知识的增量，实在有限，新的方法才可以开辟法学研究的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