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坚持公法和私法的法律划分。法律区分公法与私法，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秩序的基础，我国要完成现代法制建设，不能没有公法和私法的二分。
其二，完善法的分层结构，树立
宪法的崇高地位，并以确立和维护基本人权作为我国当今
宪法的基础。
宪法至上和尊重人权是另一项现代法的基本原则。今日之公法和私法的分立关系已不是简单的公私法对立关系，而是在
宪法和法律分层基础上的以
宪法作为共同基础的公私法分立关系。
宪法本身既是公法一部分，又具有最高阶位性，是一国全部公法和私法的共同最高基础。
宪法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自身和全部法律的最高原则。
其三，在必要的范围应适当模糊公法和私法界线，确保“社会”目标的实现。现代社会国家负有社会照顾、促成社会福利的义务，个人亦负有顾及社会保护、维护社会正义、善待弱者的义务，因此之故，现代法律在必要的范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分离，应引入“社会法”。
其四，妥善处理好行政立法的定位。在现代人权
宪法和福利国家的观念下，行政法受到两个重要的定位限制：一方面，行政法应该从干涉行政发展为兼顾服务行政，在必要的范围进行扩展，并同时在行政形式上进行翻新。市场经济和福利社会欢迎善于提供服务的积极政府。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行政法是为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个人自由而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越多，意味着政府权力受到的限制越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越受保障。
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在立法取向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一些行政立法直指个人的活动自由，无端限制个人受
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例如前不久废除的收容遣送办法，这种“行政法”越多，政府的权力就越具有任意性，个人自由就越受限制。所以，一些学者大声呼吁“市场经济法律越少越好”。准确地说，其实是呼吁我国行政法的正确定位，行政法并不是越少越好，该制定的还是要制定，不过不应该指向个人自由，而应该是指向限制政府权力。市场经济害怕的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其五，私法立法应注意多元化。我国的私法传统一直刻意采取了统一模式，民商合一色彩很浓。但是，现代社会是无限丰富、多元发展的社会，私法生活应该是复杂多样的。现代各国的私法一般呈多元结构，在一般私法之外，承认商法、
劳动法、营业经济法、无形财产法等特别私法的相对独立性。我国属于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差异比较明显的国家，私法生活的内部区分应更具有现实基础。在今后，随着立法技术和立法手段的完善，我国私法立法应取实际态度，在私法的一些特别领域进行特别调整，建立一个多元的私法系统。
最后，我国有学者还提出，在公法与私法分立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公法和私法孰为优位的关系处理问题。在我国，基于以
宪法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性质，今天应抛弃国家中心主义的法律观，确立私法优位主义，使私法较之公法更具有优越性。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