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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种考虑，答辩人一般的答辩心理是，要尊重答辩委员，只“答”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而尽量避免与答辩委员生“辩”。从心理学上来看，人都有一种被他人认可的心理，一旦出现他人的“不认可”或者不仅不认可反而还与你“辩论”，那么，这很可能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一种不愉悦的心理感应。这种感应可能会牵连到他/她对对方的认识和情感，从而对其行为也产生影响力。另一方面，人同时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从事甲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利益，而从事乙行为却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那正常的人们肯定会去选择乙行为而不会去选择甲行为。于是，懂得此道理的答辩人一般只会选择“答”，而不会轻易选择“辩”。即便是想“辩”，那也是一种至少在表象上看来属于“答”的“辩”，并且这往往又是有风险的。
从答辩委员的角度来看，从纯粹的理论上来说，只要坐在答辩席上，那就可以推定为这是本场答辩会上的学术权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答辩人论文命运的主宰者。任何答辩委员必须要服从答辩委员尤其是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指令，包括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发问，对任何一个回答的评价，答辩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任何一项对抗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答辩委员权威的一种挑战。但从实际来看，并非所有的答辩委员都会存有这种认识，但不排除确有人坐在答辩委员席上时，会有这种强烈的权威意识和权力理念。于是，当有答辩人不服从其质问或者异议观点时，可能就会产生权威被挑战、权力没有受到应有尊重的感觉。显然，这种感觉往往是令其不开心的。此时，如果这个答辩委员心胸再不是很宽广，或者有其他与答辩本身无关的因素掺杂进来，那么，答辩人在这位答辩委员那里可能会得到其不愿意看到的评议结果。
说来说去，从心理上的这些揣摩，与其说是对有些答辩人和答辩委员心理的客观描述，倒不如说我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撇开这些不谈，我想表达的是，论文答辩只允许“答”不允许“辩”的现象，却反映出了当前学界存在的一种浮躁的学风。按理说，答辩会不仅是答辩人学位论文本身学术水平的一个展示和检测，也是答辩人对学位论文写作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中心思想、主要观点以及论据与论证的口头展示。答辩的目的也是通过“答”和“辩”的过程，让答辩委员会对答辩人的论文学术水平、答辩水平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进行公开、即时、公正的评价。如果答辩人对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有“答”有“辩”，并且“答”和“辩”让答辩委员会感到满意，这是答辩人答辩成功的重要体现。通过有答有辩的答辩活动，还可以使答辩人在与答辩委员的交流与答辩过程中，认识到论文的价值、存在的不足、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之处，还可以让答辩委员在论文所涉及到的选题方面有新的认识，从而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应该说这是一个“双赢”项目。操作好了，可以还“答辩”的本来面对，促进学术交流的好风气。操作得不好，把答辩会开成只“答”不“辩”的单向交流，这其实不利于良好学术空气的塑造，长期下去，反而会助长学术浮躁之风。
说的不客气一点，只允许“答”不允许“辩”的答辩会，其实有点类似于“纠问式审判”。法官在审判台上向被告人发问，由法官任意裁判，不允许被告人辩护。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答辩会，其实与这种“纠问式审判”非常相似。尤其是当有所谓的“学霸”担任答辩委员或者答辩委员会主席时，这种“纠问式”味道更加浓厚。在这种答辩会上，根本就容不得你去申辩。你要是在答辩过程中与答辩委员“辩”了起来，那可真会如有些人所说的“你死定了”。在这类“纠问”味道太足的答辩会上，论文答辩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个别老师“品行修养”的一个暴露舞台，而不仅仅是什么所谓的“学术素养”的展示平台。正如前文所说，既然是答辩，就应该允许答辩者“答”和“辩”，但有些作为“师”的答辩委员，却只允许答辩者的“答”而不允许答辩者“辩”，甚至连答辩者的“答”都要狠心的讽刺挖苦，土生阿耿以为这是为师者十分不厚道的粗劣行为！这种答辩委员，应该受到答辩者和旁听者的谴责甚至鄙视，这种鄙视应该来自于人格上的而不是什么所谓“学术”上的。因为这种老师其实滥用了他/她所享有的答辩评判权力，滥用了他/她的答辩委员身份，也滥用了他/她在答辩台上的权威。如果再掺杂了导师与导师之间的“斗争”，那么，答辩会就有可能完全演变为导师与导师之间的报复与反报复的决斗场，只允许“答”不允许“辩”的专制型答辩色彩体现得肯定会更浓烈。此时，答辩人成了真正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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