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劳动者素质低下相对应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 目前，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与能源的高消耗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却非常低。2003年，我国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居57位，仅为美国的11%，意大利的12.3%，韩国的23%。[7] 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生产，不仅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高消耗，而且容易造成污染、生产事故和灾难。在环境污染方面，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公布了《蓝天碧水：21世纪的中国环境》。这个报告认为，据保守估计，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GDP的8%。损失分布在：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高水平铅污染对智力和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水污染酸雨对作物和森林的损害。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结论受到中国专家的置疑，经过多次讨论后，报告以注解的方式列出中国专家的意见，并将结果表述为损失约占GDP的3-8%，浮动范围达到5个百分点。[8]有资料显示，我国3/4慢性病与环境污染有关。在生产事故和灾难方面，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指出，2005年11月底前，在煤矿瓦斯爆炸中遇难的中国矿工超过2700人。这类事件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事故和灾难每年使中国损失8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6%。[9]
　　从理论上，揭示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是人力资本说。在196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核心”，但1960年代后，舒尔茨、贝克尔等美国经济学家对增长和发展问题的整个思想变化了——从物质转向人力资本，“基本的问题不再认为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这就是智力”。“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投资就是教育”。[10] (p68、p70)
　　 2、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发展涉及的是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层面的关系，那么和谐社会另一个层面关系则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人与社会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当代，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比较众多、成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完全受到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制约、支配。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生产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11](p3.p7)尽管公平和正义没有、也不需要非常明确的界定，但从一般共识的角度看，公平和正义应该具有一下三个原则：一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公民，19世纪法国勒鲁断言，“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12](p5)此原则，将在下文中从契约自由的角度详细阐述。二是给予不同的人以同等的机会，这是第一原则派生出来的操作性更强的原则。因为“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自由所要求的法律目前的人人平等会导致物质的不平等”。[13](pp104-105)三是使最少受惠者产生最大限度的认同感。罗尔斯力主“最少受惠者”的原则，应该是正义的一般原则。 当“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设计得旨在推进它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主义观管理时，它就是良好的社会”。[14]（p5）要言之，公平和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基于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消解基于政治体制、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影响，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的、任意的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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