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法系，出于有效打击犯罪的考虑，各国均注重强化审判职能，弱化被告人的诉讼防御能力。在诉讼进程中，对证据的调查和认定分别由法官当庭或在庭后进行，法律无需对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加以区分，法官也没有必要当庭对证据加以认定。这种程式特点决定了审问式庭审方式下只能产生“单轨式”认证模式。在英美法系，基于对诉讼科学性和民主性的追求，各国均强化了辩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能力，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通过当庭出示证据并相互对抗来论证各自的立论和主张，法官的职责是主持庭审，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则是由陪审团来完成。所以，在对抗式庭审方式下，对证据的可采性是由法官确认的，这种确认可以在审前程序中完成，也可以当庭进行。但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则是陪审团的职责，法官无权过问，陪审团根据法官裁定的有可采性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由于裁判过程中职责和分工的明确，英美法系国家必须对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加以严格区分，并根据各自的特性适用不同的认定方法。因而，在对抗式庭审方式下，只有采用“双轨式”认证模式才能适应上述程式的要求。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庭审方式发生了变化，认证模式也应随之改变。因为只有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程式适应新的庭审方式的要求，庭审方式的改革才能彻底。
此外，为了避免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上的主观擅断和肆意裁量，对法官或陪审官认定证据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已成为近代各国立法趋势。这种规范和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法官或陪审员对任何证据的认定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根据没有在法庭上调查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⑵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法官或陪审官应当在公开的法庭上作出明确的判断，并说明理由；⑶法官或陪审官只有在听取控辩双方的全部证据后，并经过秘密的集体评议程序（独任审判除外），本着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合理的判断。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不得对案件事实发表意见，或者对案件事实作出部分认定。可以想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诉讼科学性、民主性的增强，“双轨式”认证模式将成为更为广泛的选择。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认证模式的构想
（一）我国庭审方式改革与认证模式的冲突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职权主义色彩较浓，庭审方式为审问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刑事认证模式也是典型的“单轨式”。1996年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较多地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这种庭审方式的变化，反映在诉讼架构上表现为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此外，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完全消极中立不同，我国法官虽趋于中立但并不消极，在庭审中除了主持庭审活动外，还承担了一定的追诉职能，如可以当庭发问，对于有疑问的证据可以依职权进行庭外调查等。因此，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更近似于日本和意大利混合式庭审方式，我们习惯称之为“控辩式”庭审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