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定行为人是否对被害人施加心理强制的标准则相对明确，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地位悬殊”原则。假释监督官与被监督人、成年男子与幼女、清醒的人与严重醉酒的人之间等，均属于地位悬殊；此种状态下发生的性交都是强制的。行为人固然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取得了一个“地位”，但是，他绝对不能滥用这种地位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使之成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犯罪条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不能对是否性交形成有效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有时也会非法地创造一个明显优于被害人的地位：例如，用毒品控制被害人，如不与其发生性关系就得不到行为人为被害人提供的毒品；或者用麻醉药品、烈酒将被害人迷奸。总而言之，受到心理强制后被害人根本不具备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能力。
心理强制型强奸案并不少见，在美国发生过很多监狱长、狱警要求囚犯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案例。[26]很明显，就算行为人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诸如“你不同意，在剩下的刑期里让你生不如死。”），也足以构成对囚犯的心理强制。另外，心理医生与其病人性交也是典型的心理强制。因为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医患关系。心理医生对有精神障碍的病人负有信义义务。作为此种法律关系基础的事实关系是：心理医生具有专业知识，病人处于特殊的困境，需要医生来帮助他摆脱困扰；病人充分信任医生，医生同时受到职业准则的约束，不能滥用信任。无论病人多么热切希望，心理医生与其发生性关系都是非法的——法律将之评价为医生对病人施加了心理强制。
某些判例表现出对于采用“地位悬殊”原则的犹豫，从而引起较大的混乱。这从反面证明了该原则的实用性。比如，“醉酒强奸案”中，[14]被害人畅饮醉酒后被另外四个人带到附近的一个小棚内，四人轮流与之性交。被告人作肯定性辩护，首先提出质疑：如果说被害人不省人事，处于极度醉酒的她又是怎么能够清楚地肯定自己当时是不同意的？继而进一步指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1）被害人醉酒的程度并没有如此严重以至于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所以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并站在法庭上声称不同意；（2）清醒的被告人与微醉的被害人之间并没有形成“地位悬殊”，不构成心理强制；（3）被害人是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所以不是强奸。最后辩方意见被采纳，四被告人无罪释放，刑法界谴责不断。[15]其实，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强奸罪心理强制，严格应用“地位悬殊”原则，“醉酒强奸案”是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的。因为，心理强制的法律理念在于保护处于某种弱势状态下的被害人——（1）在弱势状态下从事性行为具有明显的危害，被害人不适合做出同意性交的意思表示；（2）任何越轨的性行为人都是在强制被害人；（3）考察这种心理强制的切入点应侧重于被害人而非行为人方面。所以，从上述“醉酒强奸案”来看，关键证据在于被害人血液中酒精浓度的含量。如果该含量超过标准，足以使得正常人处于无意识状态，那么该被害人在法律上就不能够同意。只要与其发生性交，就是强制的性交。被告人处于清醒状态，被害人处于醉酒状态，两者之间地位悬殊。被告人利用了这种显然不公平的优势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至于被害人能不能回忆当时的场景则与强制行为无关，辩护律师错误地将之与被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相混同——是法律规定被害人不同意，只不过前提是被害人严重醉酒。
三．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