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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第一种观点恰恰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的“悬赏行为”尽管发生在侦查这一司法程序中，但是该类行为是公安机关积极主动作出的，符合行政权主动性和执行性的内在特征要求，并且“悬赏”也是为了达至一定的行政目的而实施的行政用权行为，故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属性。在“悬赏”是“行政行为”认识的基础上，就“悬赏”究竟是何种模式的行政行为，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悬赏”是“行政行奖励”。所谓行政奖励，“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举报人在有一定风险甚至是人身危险的情况下，勇敢提供犯罪嫌疑人线索，其积极性和模范性无庸赘言，因此，也应该是“行政奖励”的当然对象。如果上述分析不谬，“行政奖励”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就已昭然若揭，举报人如因受奖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其二，认为公安机关发布“悬赏”信息的行为带有“广告”的性质，因此，“悬赏”信息的发布是要约或要约引诱，而举报人的线索提供行为就相应地是承诺或要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举报人提供了有效线索，在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契约法律关系，并且，由于该契约的一方当事人是享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故其应定性为“行政合法”。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与行政相对人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既有契约性又有行政性，当“行政合法”法律关系中的行政机关违约或毁约时，相对人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学理评析
将“悬赏行为”定性为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相异主张，是分别从形式行政和实质行政两个不同角度审视问题的结果。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与说服力。考虑到我国目前系“大司法”格局，“悬赏”是司法行为，“悬赏权”是司法权的观点似乎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也是我国“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司法痼疾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症结所在。司法权从本质上讲是以法院审判权为核心的判断权，其区别于行政权与立法权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被动性和中立性。根据各国的宪政实践，对司法权的救济主要通过审级制和有限制的再审制加以解决，以保证裁判行为的终局性。因为，终局性是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而司法权威则是司法公正的精髓与内核，一个没有权威的司法体制就谈不上司法公正，也无社会正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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