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隆公司愿意支付一二千万元，却又为何要在本案中坚持建设局让步二三十万元？——个中道理应非常简单：无论建设局让步多少，只要建设局让步，建设局必定要在某中院签署调解协议，这就等于让现在的建设局确认了当年李锦梁签订的《分配协议》的合法性。——但是，处理国有资产，无论多少，建设局均无权力，故建设局不拟让步。
　　纯粹是基于揣度：可能正是因为某中院不顾事实、曲解法律，已经或必将形成对建设局极端不公正的判决，才导致某市泰隆公司上述诉讼策略。——不过，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即：先有泰隆公司的诉讼策略，而后才有某中院不公正的判决。而另闻，泰隆公司的院外活动能力非凡，故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大一些。
　　Ⅳ. 本案所暴露的政治经济问题
　　本案一审过程中，建设局出于无奈，曾请求某市市委、市政府关心此案，某市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曾给予关心，但未能扭转本案一审判决。
　　本案一审判决之形成，往最坏的方面想：应系某市新旧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能仅是某中院个别领导人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所致罢。
　　本案二审中，如果建设局继续败诉，则建设局又将回到前述诉讼A或诉讼B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如果选择诉讼A，即便建设局胜诉，但正好达到了泰隆公司的诉讼目的——迫使现在的建设局确认建设局原局长当年所签一切协议的合法性；如果选择诉讼B，虽有挽回巨额流失的国有资产的可能，但因案件涉及的面太大，若缺少党和政府从上到下的支持，建设局能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且该案不利于适可而止。——因此，笔者以为：选择诉讼A或诉讼B，非建设局能为之，以目前的事态看，可能也非某市政府能为之，能为之者，当系更高一级的权力机关：省委、省政府。
　　反过来看，某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不公正，但在实现泰隆公司的诉讼策略上，应绝非简单的耦合。毕竟，市场与权力的寻租，是彼此进行的，孤掌难鸣呵。
　　如今的建设局，虽系一级行政机关，却处在如此狼狈的境地：因攀中院不公正的判决，迫使其还得看泰隆公司的脸色行事。比如：建设局现在的办公楼在泰隆大厦9-13楼，该楼的物业管理公司是泰隆公司，建设局拟在一楼主入口处挂一块处室分布图的匾，以方便群众办事，这一简单的要求竟然因泰隆公司的反对而不得不作罢。——这种情状，简单看之，止增笑尔，但其实质却反映了如下政治经济问题：一个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寻租活动，可抑制公共权力竟至于此！
　　
　　2006年5月于炳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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