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体操作来说，静态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责任“正置”较为简单，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即可。动态举证责任倒置，法官通过逻辑上的转换即可达到目的，以动物致人损害案件（假如初次出现）为例简单给予说明。诉讼过程中，法官将发现这个案件若依照举证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即“正置”，“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处理，无辜受害者（“提出主张者”）得到救济的可能几乎为零，他虽然能够证明加害动物为饲养动物、该动物加害于已、损害事实及其间的因果关系，但难以证明相对方（动物饲养人）有过错。这时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让相对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转换），当然相对方可以证明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约定免责、不可抗力等理由成立从而来推定自己没有过错。[17]
其实，若将民事诉讼比作正义天秤，举证责任分配则意味着将三个砝码分给双方当事人（不平等是绝对的），首先诉诸法律的“提出主张者”将按预置的举证责任“正置”或静态意义上的倒置获得一个或两个砝码。诉讼中法官发现如果依照“正置”规则而给“提出主张者”一个砝码时将有悖显而易见的公正，那么法官就可利用“自由裁量权”重新分配砝码，达到使“提出主张者”（可能是某方面需要刻意同情或照顾的弱者）获得两个砝码的目的。这个过程就是动态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
此时，我们再对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作一反观。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意味着“潜在的不利益”由一方转置给相对方，是一方完全免除而相对方完全负担“不利益”的情况。如果其中包含着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绝对的不再进行举证，而这与诉讼实际显然大相径庭。因此，我们不妨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称为举证行为，并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我国最先提出双重含义说的李浩教授也对他的这种观点作了修正。[18]
五、结语
本文从举证责任的概念、性质入手，在回顾举证责任分配历史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并针对理论上较为薄弱的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举证责任的存在及分配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从认识主体方面说，特定条件下人类认识能力必然呈现一定的局限性，特定时空内完全清楚透彻地认识所有事物是不可能的；从事物自身来讲，事物内部特殊矛盾双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当事物在矛盾结构中处于对立双方的“中介”位置时，“亦此亦彼”的模糊事物同样会使人们的认识呈现模糊性。[19]
【注释】 左卫民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清华法律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一辑）。
刘荣军对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作了区别，他认为证明责任起因于案件存在真伪不明时，是就案件整体而言，举证责任是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明的事实而言，是对真伪不明的具体事实所负的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分配。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参见张卫平主编 《
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