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描述中的意识与问题——序陈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邓正来
【全文】
年前，《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的作者陈夏红约我为该书做序，我当然很爽快地应允了下来。因为我此前就在网上读过夏红写的这方面的文字，而且仅依我个人与这个时代年轻学人的接触经验来看，夏红在描述、重现中国法制/法治建构进程以及构成此一进程的重要人物方面所做的比较详尽且独特视角的探究，不能不说是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
在《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中，作者主要辑录了他关于张耀曾、沈钧儒、吴经熊、高一涵、杨兆龙、钱端升、谢怀栻、王名扬、周枏、江平这些被他称为“法律圣徒”的文字。毋庸讳言，《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一本记叙法学历史人物的类似于传记的论著，而不是对这些法学思想家的理论本身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尽管我更喜欢也更倾向于那些研究学术人物之思想和理论的学术论著，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阅读该书的过程却是一个令我不能停止思想的过程，甚至是一个“命令”我去思想的过程。作为学界中人，我自然有一种“同类”的理由去关注这些前辈学者的学术经历、品格德性和人生命运，而这些也是夏红这本书以直白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带有某种“神圣性”的故事。但是，这些直白的“故事”之于我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乃是隐含在这些直白“故事”背后的一个关于历史的知识意图，以及由这些直白的“故事”所开放出来的具有某种批判性的问题。
坦率地讲，《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所描述的那十位法学前辈，大多已不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学人乃至中年学人所知道了。因此，读者在经由阅读他们的故事而知道他们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同时，在我看来，则不得不更严肃地去直面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夏红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如何被我们遗忘的？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是，历史意识的条件是如何被建构或如何被摧毁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的重要性是与记忆相关的。记忆，或者一个经由个人的故事或身体而可能存续的关于民族的记忆，其重要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人关于人自己的记忆，因而也就更具有那种被效仿或被尊奉的世俗可能性。记忆绝不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回顾，而更是一种当下的立场和解释视角；记忆也绝不只是人们的谈资，而更是一个民族按其“自然的”（或“理想的”）方式延续的条件之一，更是一个民族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根据，或者说，更是一个民族型构自己之未来方向的参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扼杀记忆或建构记忆才具有了重要性，才成为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进行争夺的要害之所在。换言之，尽管在各个时代或国度，人们应该和能够记忆的东西以及他们不应该和不能够记忆的东西，在很大的程度上讲，都是被规定的，但是其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却极可能源自于规定记忆的方式和判准的区别，或者特定意志之强制力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的大小。
